讓我深懷感念的是，先生對於我的論文選題，反對歸反對，但是到了關鍵時刻，他還是同意了——“先寫出來再說吧！”先生去世後，為了寫這篇懷念的文字，我特意翻看了那段時間的日記，當時的情景，立刻重現眼前：
“上午9時開始進行碩士學位論文答辯，主席：藍棣之；委員：劉錫慶、任洪淵、李複威、蔡渝嘉。記錄：傅瓊。經藍棣之主席宣布，答辯會開始。先由任導師介紹我的情況，他於是從在北師大分院與我的交往及印象談起，直至論文答辯當天。評價頗高，令我汗顏。導師講後，即由我向各位委員彙報論文的基本情況。我即按照昨夜構想的提綱展開來談，從任導師不住地點頭和微笑中，我感到他很滿意我的這番論道。終於，他借著補充發言誇獎了我剛剛的陳述，認為‘很精彩，如果能融到論文中去，那就非常好了’！於是各位委員開始對我實施‘問題’轟炸。劉、李、藍提出的問題都處於我所能把握的範圍，雖心懷忐忑，卻不失平靜。但任導師卻坐不住了，先我而起反駁質疑，他難以抑製的激昂，恰似一個鬥士。而此時的我，卻成了一個十足的旁觀者……”
當然，事情最終還是按照規則回到了正常軌道，而導師的舉動，卻成了此次答辯的一個意外花絮。我回到家裏，記下當天的答辯過程之後，發了一段感慨：“先生的舉動，讓我今生難忘。他的奮不顧身，真是太可愛了！”
這些年和先生有過幾次電話長談，他開始構想著在老家四川邛崍建一個書院，據說有一位素仰先生大名的商人願意出資興建，但因為經濟環境的改變而沒能等到實施的那一天。又過了一段時間，先生與他在四川大學主政文學院的學生商量著，要在川大開辦係列學術講座，並由四川電視台播出，先生很高興地邀我參與策劃和主持，並約我找個時間去聊上一天。我知道，先生是一個充滿激情的人，腦子裏紛至遝來的想法太多，而一旦說起來，會瞬間進入忘我的狀態，在電話中尚且如此，如果見麵放開了說，一天怕是也聊不完的。所以一直期待著把手邊的事情忙完了，有更多的時間和先生暢談。
電話中的約定，因為庚子年突發的疫情而拖延了下來，當時還覺得我們今後有的是時間聊天，不必非要趕在禁忌頗多的時候見麵。
現在，輪到我深深地懊悔了！
我們太容易被時間和表象所欺騙，正如先生充滿爆發力的激情，會讓我們完全意識不到他已是83歲的年紀，甚至每次放下電話的時候，都絲毫不會感覺到這是一個正在走進生命暮年的老者！他的音調永遠是昂揚和亢奮的，他給人的印象是永遠年輕而充滿激情的——正如80年代初期一樣。
在我的記憶中，先生的性格充滿天真和孩子氣，當然，他更愛惜自己的聲望。有的時候會讓我想起王朔說起他逝去的摯友梁左的話：“他對虛榮有一種孩子似的喜愛。”其實這也是一種真率！先生是一個天真的詩人，他的天真裏，包含了對於榮譽和聲望的在意。但是，先生又是一介不諳世事的書生，在他的價值觀與世界觀裏，首先是以自己的看法與感受為中心的。所以當他說自己是“側身走過同代人的身邊”時，或許他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並不如他出發之時想象中那樣，可以被人們廣泛理解，可以在文學與詩的領地裏開疆拓土。他一出場，年紀就顯得有些尷尬——從輩分上說，他已經不屬於新時期那一代閃亮登場的詩人，甚至已經沒有機會能夠正麵贏得曆史的關注了。
當20世紀80年代剛剛到來的時候，他還可以模糊地從新時期的眾聲喧嘩之中跨越而過，有的時候甚至能成為一個獨標高格的詩人。但是，他顯然缺乏同時代那些年輕詩人的機運和聲氣相求的集體無意識。因此，作為一個特立獨行的詩人，一個對這個世界有著自己深切感受與深刻看法的思想者，他注定會無辜而寂寞——他與這個世界始終保持著若即若離的狀態。
他的天真，使他在處理與這個時代的複雜關係時，僅憑著一廂情願的善念。比如在先生晚年去醫院看病的時候，他也會帶上自己的書，向一些對於思想和詩完全隔膜的醫生，述說自己的想法。而在那些醫生的眼裏，這位病人的舉動顯得有些難以理解。無論是《墨寫的黃河：漢語文化詩學導論》，還是《女媧的語言》，或是《任洪淵的詩》，在那些醫生看來，都是另外一個世界的語言。
而這恰恰就是我最可敬愛的老師，一個一輩子執守內心信念的書生。寫到此處，我想起了俄羅斯詩人茨維塔耶娃說過的那句話：“人在地球上的唯一使命是忠實於自己。真詩人總是他們自己的囚徒，這堡壘比彼得保羅要塞更堅固。”從這個意義上說，先生的確是一個真詩人。
舉世滔滔中，唯願先生不朽！
方寧，文藝評論家，《文藝研究》雜誌原社長、主編，現為名譽主編。任洪淵先生的學生，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本科生（1979—1983）、碩士研究生（1988—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