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勇
任洪淵先生去世後，他的三本著作——《女媧的語言》《墨寫的黃河：漢語文化詩學導論》《漢語紅移》——就放在我床頭，達近一年之久。那是我從張巨才老師那裏借來的書。起初，我隻是想了解一下北師大中文係的這位老人，以便讓那些傳說與書中華章對號入座。後來，我又動了寫一寫他的念頭。但猶豫再三，卻不知如何下筆。尤其是讀過吳思敬、方寧、李靜、王陌塵、易暉等人的懷念文章後，下筆似乎就更加困難。在任先生那裏，他們或是好朋友，或是親弟子，交往密切，感情深，有故事，可寫的東西很多。而我作為局外人，既不在詩歌界混飯，又與任先生幾無交道，哪有資格寫他呢？
但我已決計還書了。為了留下一些念想，我還是忍不住躍躍欲試。
就從15年前那場作家見麵會說起吧。
2006年11月15日上午9點30分，“北師大校友作家返校日”活動在文學院勵耘學術報告廳舉行，我應邀參加。所謂校友作家，是指那天請來的8位高人：莫言、蘇童、牛漢、劉恒、畢淑敏、陶然、伊沙、任洪淵，這個順序也是他們那天發言的順序。
那很可能是我第一次見到傳說中的任先生。他個子不高，長得瘦小，尤其是與一米九一的牛漢先生比肩而立，反差也就越加強烈。而與如日中天的莫言、蘇童、劉恒等人相比，他的名氣更是黯淡了許多。我注意到的一個細節是，雖然他是8位作家中的第二年長者（第一是牛漢，時年84歲），卻坐了末座，這種安排可能是出於禮節（因為他畢竟是中文係的退休教師），卻也似乎暗示著他在文壇的位置。那天上午，湧進來不少學生圍觀，把本來就空間不大的勵耘報告廳擠得水泄不通，他們是來看任洪淵的嗎？
直到我讀過任先生與李靜的對話，才明白他對自己的“位置”早已心知肚明。任洪淵的詩歌創作始於20世紀60年代，差不多與北島等人同時出道，也算是“崛起的詩群”中的一員，但他似乎從未從正麵走來，人們看到的是他匆匆走過當代詩人身邊的側影。對此“待遇”，他接受得似乎格外坦然：“是我側身走過他們身邊。側身，不是膽怯，不是小心翼翼，而是一種禮貌，一種帶著敬意的告別。”(3)從此往後，“側身走過”就成了專屬於他的一種標誌性姿態。
這麼說，15年前麵對那些校友作家，任先生也應該是“側身走過”的吧。他以謙卑之心守護著自己的錚錚傲骨，安之若素，處之泰然，又何須我等看客為他鳴不平？
那天上午的見麵會進行了將近三個小時，也出現了兩個花絮。校領導韓震與院領導張健講話之後，是童慶炳老師熱情洋溢的發言，之後就進入了各位作家的感言環節，莫言、蘇童、牛漢……或許是因為牛漢等人發言超時，輪到任洪淵最後發言時，他說他既要節省時間，又要在諸多敘述大家麵前玩一玩敘述，隻說四個細節：李長之先生的風度……俞敏先生的語言反諷……每當走過數學樓前總要停步……憑吊西南樓，因為這是我們埋葬青春的地方。然後他回憶道：“1983年，我拿著發表的幾首歪詩來敲師大的門。我非常感謝師大中文係收留了我這個半漂泊者。我尤其要說，那時候對我非常重要的，是童先生的一篇評論文章。我1982年擠進詩壇的那個年代（也就是朦朧詩崛起的那個年代），之所以沒有完全被湮沒，應該說一個是因為劉再複的那篇文章，另一個就是童先生那篇一萬五千字的大文章，題目也非常嚇人，叫作《任洪淵論》。”
在滿場的笑聲中，童老師開始插話了：“那篇文章啊，我故意用了《任洪淵論》，然後呢，接著就見到了校長。校長看了學報上的那個目錄（他還沒看文章），就問我：‘這個任洪淵是唐代的詩人呢還是宋代的詩人？’我說：‘既不是唐代的詩人也不是宋代的詩人，就在你身邊，是你屬下。但他現在還是一個講師，連副教授也不給，這是怎麼回事呀？’他馬上說：‘是這樣嗎？有這回事嗎？’當時的校長是誰呢？就是現在的著名院士王梓坤。王梓坤聽了我的話後說：‘好，這個事情我來辦！’最後就給了任洪淵一個副教授的名額。我這篇文章最精彩的地方就是給任洪淵要了一個副教授的名額。”
歡笑聲四起，掌聲雷動。
《任洪淵論》刊發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5期，而那個時候的童老師已在擔任研究生院副院長一職，他應該是可以跟校長說上話的。但為什麼他會力挺任洪淵？二位老師可有特殊交情？為此我曾問過巨才老師，他的回答很幹脆：“沒有！童老師就是愛才，所以他才會熱心舉薦。”而數學家王梓坤雖隻當過一屆校長，卻在北師大有口皆碑，他開明、謙遜、民主，敢做敢當。“學者王梓坤從無奴顏媚骨，不管麵對領導、老師，還是職工，他都持同樣的平等態度。”(4)這是王梓坤傳記作品中的說法。現在想來，也正是那種天時地利人和，才成就了任洪淵的上職稱佳話，那也是20世紀80年代的佳話。
然而，90年代的任先生再上教授職稱，卻頗不順利。易暉說，他們這屆95級碩士是任先生的關門弟子，“他帶完我們，就以副教授的身份退休了。這樣一位享有盛譽的詩人、學者，這麼一位廣為學生崇拜的教師評不上教授，這是僵硬的學術體製、盤根錯節的學院政治使然，也與他傲然不群的個性有關”(5)。王陌塵說：“那天他告訴我最後一次評教授的經過，言辭有些激憤。我跟他開玩笑，您有詩人這個桂冠就夠了，要那麼多帽子幹嗎？帽子多了不就成了戴高帽了？他哼哼了一下，神情還是很落寞。”(6)——這是來自他學生的說法。而我在程正民老師的回憶錄中看到的情況是：“有位老師沒評上教授，也快到退休年齡了，我們動員他‘提退’，照樣算是教授，他堅決不幹。我到他家談了一個晚上，說這樣做不僅解決了職稱問題，家裏住房也可以隨之解決。這位老兄就是不幹，我們也隻好尊重他的意見。”(7)程老師後來告訴我，“這位老兄”就是任洪淵。但程老師很謹慎，他隱去了任洪淵的姓名，也隱去了他的回答，“堅決不幹”的任式表達我還是在易暉的文章中看到的：“我廁身學院，但並不以此為榮，義無再辱去躬身接受那個‘同等待遇’！”(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