斬釘截鐵，擲地有聲！
任先生孤傲高標，寧折不彎，他又豈能接受這種“安慰”？於是抽身而退，或許就成了他的唯一選擇。
那麼，曾經幫助過他的童老師可曾再度發力？我在程老師那裏聽到的說法是，童老師最終還是出手了，為了任先生的職稱，他曾經張羅過一個關於他的詩歌研討會。
我很好奇，便上“知網”查，果然發現有過一場“任洪淵詩與詩學研討會”，時間是1995年10月17日，舉辦者有五家單位：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中文係、北京大學新詩研究中心、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北京作家協會，參會和發言者則有鍾敬文、邵燕祥、謝冕、童慶炳、程正民、洪子誠、何鎮邦、陳建功、王富仁、王一川、陳曉明、張頤武、王家新、唐曉渡、西川、李書磊、耿占春等。(9)推算一下，那個時候也應該是任先生反複申報職稱的關鍵時期。那麼，開此會且開得規格不低，是不是要為其職稱晉升造勢？
這個會議是童老師的“作品”嗎？我無法確定。能夠確定的是，哪怕他隻是參與了其中的部分策劃，也是因為那時的他已走出了學院政治的沼澤，緩過勁兒來了。然而，眾多評論家對任洪淵的讚譽並沒有攻克學術體製這座堡壘。
說心裏話，許多年之後，麵對北師大中文係的這一事件，我依然覺得匪夷所思，便隻好在任先生的著作中尋尋覓覓，這是我頌其詩、讀其書的動力之一。結果，那些激情澎湃的句子如萬馬奔騰，漫山遍野地向我湧來——
“非常好，我13歲才有父親，40歲才有母親。大概沒有什麼情結或者恨結束縛我的童年。我不必害怕。因為我沒有母親可戀，也沒有父親可弑。”(10)——這是《找回女媧的語言：一個詩人的哲學導言》一文的開頭語。多麼奇崛的起筆！誰敢這麼開門見山？
“我生命的一半，流浪在曆史的鄉愁裏，另一半，漂泊在空幻的未來。就是沒有今天。我隻好敞開自己的天邊，老讓王勃的落霞掛著。敞開自己的四月，老讓李賀的紅雨亂落。我要有自己的一個滂沱的雨季，落盡過去的雲。要有一個很深的夜晚，深得足以沉下過去的每一個黃昏。”(11)——這是此文的中間段落。如此講述“生命”中“曆史的鄉愁”，多麼滄桑又何其豐滿，仿佛就是“以我觀物”的示範！
“我讀得最長久的一首詩是萊蒙托夫的《沉思》：‘我悲傷地看著我們這一代的人！／他們的未來——不是空幻，便是黑暗，／而，在認識與懷疑的重壓下，／他們將要在無為中衰老了。’再沒有比這四行詩更能作為我們這一代人命運的寫照了。……”(12)
這是血淚書，它直逼靈魂的暗角。然而，這也是發表在《外國文學評論》——用今天的話說，此乃權威、核心期刊——可以上職稱評教授的重頭文章，但它的確不是那種四平八穩三紙無驢的所謂論文，又的確會讓評審者大暈其菜、大發其愁。為什麼任先生竟敢如此行文運筆？這裏麵又蘊含著他怎樣的向往與追求？當這些疑問在我心中冉冉升起時，答案也在他的書中浮現出來：
你知道我十分厭棄“書房寫作” “圖書館寫作”。你不覺得由書本產生的書本太多了？我想由……由身體到書本。我隻喜歡記下已經變成感覺的漢字。我想試試，把“觀念”變成“經驗”，把“思索”變成“經曆”，把“論述”變成“敘述”，是不是理論的一種可能。我在尋找一種語言方式，把哲學、詩、曆史和文化等重新寫成自由的散文。說是重新，因為我們已經有過先秦散文，尤其是莊子散文。(13)
如今，我在李靜的文章中已經看到，任先生的這個回答不僅關聯著他自己的文章與學院派論文的區別，而且隱含著他對自己為什麼沒能評上教授的某種反思。(14)而我更感興趣的是，這種做法藝高人膽大，既延續著他的老師李長之先生的寫作信條——“寫論文要像寫創作”(15)，也接通了我的老師梁歸智先生所經營的論筆體寫作——“具隨筆之形，有論文之實”(16)，甚至讓我想到了那個倒黴的德國思想家本雅明——1925年，本雅明完成了《德意誌悲苦劇的起源》，想以此論文在法蘭克福大學申請講師一職，卻被從事文學史研究的資深教授舒爾茨委婉拒絕，因為他意識到，這位來自柏林的猶太人才氣逼人，很可能會給他帶來威脅。於是，他把本雅明的論文轉到哲學係，那裏的把關人是科內利斯教授與其助手霍克海默。但不知他們是“有眼不識金鑲玉”，還是想到了“十批不是好文章”，總之，他們商量之後的結論是：“論文如一片泥淖，令人不知所雲。”本雅明受此“禮遇”，隻好撤回申請，從此再與大學教職無緣。(17)當任洪淵如此藐視那些既定的學術規範又如此不按常理出牌時，他是不是很像本雅明？當然，他比本雅明幸運一些，因為他畢竟走進了學院。
本雅明的雄心是在有生之年完成他的“拱廊街計劃”，任洪淵的抱負是要“漢語紅移”，“找回女媧的語言”，進而去建造一座漢語文化詩學的大廈。既然其誌高遠，他又豈敢說嘴呱呱尿床唰唰？他又怎能不從自己做起身體力行呢？就這樣，在任先生筆下，一種特殊的文筆、文風和文體呼嘯而出，給沉悶的學界帶來了久違的風清骨峻、篇體光華。
口說無憑，讓我們再來欣賞兩段任式表達：
在馬爾庫塞的身上，通過海德格爾哲學的德語、弗洛伊德人類學的德語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德語會合。……馬爾庫塞的海德格爾既改變了弗洛伊德，又改變了馬克思。於是，在馬爾庫塞的德語裏，在“解放”的終極意義上：一方麵，如果說馬克思把政治美學化了，那麼馬爾庫塞則把美學政治化了，即把馬克思的政治實現的美學倒轉成了馬爾庫塞美學實現的政治；另一方麵，如果說弗洛伊德是把曆史人類學化了，那麼馬爾庫塞則把人類學曆史化了，即把弗洛伊德曆史改變的力比多倒轉成了馬爾庫塞力比多改變的曆史。馬爾庫塞的顛倒，完成了20世紀思想的轉折。(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