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G
一
5月底的時候，沈浩波電話告知，任老師病了，情況不是太好，侯馬正在給他聯係醫院，他自己則按照任老師的願望，開始著手整理出版老師的全集。
老師入院第三天的晚上8點多，我和伊沙判斷這個點他應該沒有休息，病房裏的人也不會太多，就撥通了電話。免提電話中，老師聲音洪亮，但一聽就知道是那種喊出來的洪亮，他沒有更多談及自己的病情，隻是努力說著話，試圖通過輕鬆的語氣向我們表示自己沒有大礙。他對醫院的治療條件十分感激，侯馬給他聯係了最好的醫院和最好的醫生，病房是單間，他說：“這裏是高幹病房。”他一直在慨歎，自己一介平民，一個普通的大學老師，沒有想到生病了能獲得這麼好的救治。
從2019年5月29日任老師來我家小住，到接到沈浩波的電話，整整一年時間。
原本以為過去的一年會像以往一樣，與老師見麵、暢談詩歌，看他一個小老頭精氣神十足、不服老地和我們這一幫逐漸邁入中年的學生打成一片，然後告別。間或打個電話，或許半年、一年都不聯係一次，不急迫，也不刻意。
但生命從來都不像沙漏，會一直不疾不徐、平心靜氣地鐫刻時光的流逝。老師從生病到離世，隻有短短兩個半月的時間。這期間正逢北京疫情，出行管控嚴格，我們赴京探望老師的想法起而止、止而息，盡管沈浩波他們都很悲觀，但我們一直期待著生命的奇跡。
8月13日上午11點，在侯馬、徐江和我三家的微信群裏，侯馬發了任汀與他的微信截圖，告知老師已於昨天晚上9點多去了。盡管不覺意外，但還是震驚、發蒙！
晚上回家才看到任汀給我發的短信：我父親昨晚21點49分走了，他走得平靜安詳。
接下來的幾天，朋友圈完全被任老師的詩歌與照片占據，大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追思、悼念這位北師大詩歌之魂。
我們委托在京的好友周葵代我們參加老師的遺體告別儀式。侯馬和周葵通過微信向我們直播了儀式的全程。侯馬說：“大雨一直在下。靈柩一動，瓢潑而至。”我看到了傘下哀慟的傅瓊，從眼睛到心底都是潮濕一片。西娃說，任老師已經瘦得失了形。老師本就身量不大，疾病後期進食困難，怎麼能不瘦。在京的幾位同學、朋友在此之前都問我們是否來參加老師的告別儀式，我們不是不想，是沒有勇氣，我們寧願在心中保有老師一直以來既清高又親切的形象。
二
20世紀80年代是詩歌的年代，流派林立，詩人輩出，北師大85級除了現在依然活躍在詩壇的伊沙、侯馬、徐江、桑克外，還有已經離世的陳建中（鍾品），以及呂蘭亭（冰馬）、孫立新（犁辛）、黃祖民（海童）、焦清超（藍軻）、張慧雯等，當然，還有我以及若幹悄悄寫了詩壓在枕頭下不願示人的同學。伊沙入學後不久在學生食堂門口貼了張文學沙龍的海報，龍飛鳳舞的字寫在一張舊報紙上，地點就是他們宿舍：西西樓305室。響應者之眾，令人瞠目，盡管沒有延續很長時間，卻足以說明那個年代的文學氛圍之濃厚。當年活躍在中文係的文學社團一個是五四文學社，一個是太陽風詩社，太陽風詩社的副社長就是和伊沙、侯馬、徐江同一宿舍的孫立新，他是從物理係轉係過來的。對中文係學生詩歌創作影響甚深的老師有藍棣之、任洪淵，當年他們對學生來講是神一般的存在。值得一提的還有鄭敏老師，她是九葉派詩歌的代表人物，隻可惜身在外語係，與中文係的同學少有交集。記得大概是二年級的時候，經外語係一位叫曉斌的詩友介紹，鄭敏老師開設了英美詩歌欣賞課，專門用一章節講美國當代詩，伊沙和我偷偷溜進鄭老師的課堂，美美地聽了一節課。她那次講的是金斯伯格的《嚎叫》，中英雙語毫無障礙地轉換，讓我們感覺到一種高山仰止般的“隔”。在大學期間，我與鄭敏老師的交集僅此一次。
第一次見任老師，是在1985年12月中文係81級的當代文學課上，他請來了當時紅極一時的朦朧詩人顧城做隨堂講座，得知消息的我們紛紛趕去蹭課。在大家熱切期盼的目光中，任老師和顧城出現在門口，教室內頓時響起一片興奮的驚歎聲。那種氛圍，在今天也許隻有當紅的流量明星才能擁有。與白皙明淨的顧城相比，任老師顯得老相，盡管那年他還不滿50歲。我最初的印象中他就是一個老頭，頭發也是灰色的，以至於多年以後我跟任老師開玩笑說，從外貌上看他的50歲和80歲似乎區別不大，隻是頭發變成了銀色。那時剛入學不久的我們並沒有太多地關注任老師，以為他隻是一名寫詩的普通大學老師。
第二次見任老師，是在1986年春天的文學概論課上，講到作品論詩歌的部分時，劉謙老師請來了他。估計沒有幾個詩人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誦自己的詩作，但任老師可以。他低矮的身體站在高大的講桌後麵，舒緩而深情地脫稿朗誦自己的詩作，激越而極富感染力，瞬間就將我們帶入了他的詩歌世界。
大三的時候，任老師開始教授我們當代文學。
可以想象在當時極其狂熱的詩歌氛圍下，任老師擔綱教授中文係85級的當代文學，同學們是多麼狂喜而期待。當他在黑板上揮筆寫下餘光中的詩句“這個少女很四月”時，我們幾乎驚呆了，詞語使用的顛覆性改變讓我們逼仄的文學意識和遣詞習慣快要消化不良。在之前的觀念裏，四月隻是一個時間概念，而任老師帶領我們進入了另一個詞語世界，在那裏，詞語有了顏色，有了味道，有了情感。
任老師給我們打開的不隻是詞語的世界，還有大陸之外的詩歌世界。我們的中學時代處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初期，文化貧瘠，知識匱乏，那時大家的口袋都空空如也，沒有幾個家庭有閑錢購置像樣的藏書，涉獵的文學名著更是有限。記得我那時從鄰居家得到一本翻得稀爛的《紅樓夢》，如獲至寶。文學概論第一節課上，劉謙老師讓同學們把中學時讀過的文學名著的名字寫下來交給他，大部分同學都湊不夠半頁紙。如果說我們尚能讀到些英美的古典名著，那麼台灣地區的文學對我們來說絕對是一片空白。所以當任老師把台灣詩歌泰鬥洛夫的作品介紹給我們的時候，我們還在回旋著郭沫若“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後……”的大腦，被一句“左邊的腳印才下午，右邊的腳印已黃昏了”徹底征服。洛夫的詩以巨大的語言張力、獨特浪漫的視角寫出的時空感讓我們歎為觀止。任老師說洛夫的詩情點燃了他的詩歌創作，而他課上的洛夫點燃了我們對台灣地區文學的濃厚興趣。我們開始閱讀台灣詩刊——《創世紀》《藍星》《現代詩》《笠》……開始近距離接觸台灣詩人。楊平是任老師介紹我們認識的第一位台灣詩人，從在五四文學社的一次座談開始，他成為我們認識台灣詩歌的一座橋梁。通過他，我們結識了台灣的管管、張默、大黃、碧果等一大批詩人，並開始與他們進行深度的作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