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老師喜歡打腹稿，能整首背誦自己的作品。他那時已經在寫《樂善橋》組詩和《詞語化石》係列中的很多詩了，印象最深的是他一字一句給我邊背邊講《1967：我悲愴地望著我們這一代人》，這是一首沉重的、高貴的詩，彼時我對“文革”的認知尚淺，不那麼容易一下子體味這首詩中每個字的分量。他會耐心講解，還原當時的曆史，直到確認我真的懂了為止。而現在想起來，過去四五十年裏，任老師幾乎是在用他的每分每秒、每寸心魂、每滴血在寫那些他生命和身體裏的詩句。
我還喜歡聽任老師講《紅樓夢》《追憶似水年華》，講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講屠格涅夫的《初戀》，講龐德如何從中國的古詩裏“偷去”了意象。當聽他把艾略特《荒原》裏的名句“四月是殘忍的季節，哺育著／丁香，在死去的土地裏”和李賀的“淒涼四月闌，千裏一時綠”放在一起對比時，我簡直震驚了，原來書還可以這樣讀，原來這樣讀詩能給我們自己的寫作帶來無窮的啟發。任老師從艾略特和李賀的詩句中，同時發現了“開放／凋敗、哺育／掩埋、生命／死亡”的主題，他跨文化、跨傳統的視野，總能從人類文學藝術領域中，發現非凡的、時空交錯的呼應與回響。
我從北師大畢業後，有兩三年和任老師斷了聯係。2015年我重回磨鐵工作，沈浩波讓我邀請任老師參加“磨鐵讀詩會”的活動，這才重新和任老師見麵。任老師在他的文章中大概表達過這樣的意思：“沒有重逢，所有相見都是初遇。”是的，到了2015年，我已經經曆了一些真實深刻的人生，總算略有成長吧，嬰兒肥的臉確實小了一圈；任老師似乎更瘦了，頭發也更白了，但還是精神矍鑠的模樣，說話聲音響亮，不管是讀詩還是講話都極富激情。那時起，他常讓他的朋友、他晚年詩稿的整理者王少勇發些新作給我，讓我轉發給伊沙、侯馬、徐江、沈浩波幾位老師和師兄，任老師依然渴望身處交流的現場，期待收到詩人同行們對他新作的反饋。每次少勇給我發郵件後，任老師會再專門打電話給我，問我讀了那些詩的感受，他常用的語氣是：你們年輕詩人還會這麼寫嗎？讀起來沒障礙吧？同時他再三叮囑我一定要轉給伊沙他們，說過些時間再給他們打電話，也聽聽他們的想法。
這個時段裏，除了請任老師參加過三四次我們的詩歌活動，我又開始像先前那樣偶爾能和任老師見麵了，聽他背誦過的詩篇主要是《第三個眼神》這首長詩，以及他最後的幾首作品。《第三個眼神》同樣是一首視野寬闊、審視人類命運和人性的巨作，他以“9·11”事件為切口寫起：“紐約／無數雙驚恐的眼睛頃刻塌陷一角天空／一角天空頃刻嵌滿無數雙驚恐的眼神／那些引爆自己生命的絕世目光／熄滅了，連太陽也來不及捕捉／因為死亡從來不轉過身。”進而思辨式地敘寫了人類曆史上無數次重大而殘暴的“撞擊”與“回響”。在太陽運轉的長河中，他不停地叩問自己：“我是什麼眼神，問太陽還是問眼睛？”那依然是在一家餐廳裏，北師大東南門對麵的同春園。在嘈雜的飯廳裏，任老師去那裏用餐固定常坐的一個小雅座，我聽他背完了整首詩。記得當時除了對任老師的敬意之外，我心中一個強烈的念頭是，我要一直寫詩，一直寫到像眼前的任老師這個年紀，要一直對世界萬物保持一種生動的、在場的反應，要把活過的生命都變成一首首詩。
任老師愛請我們吃飯，他是美食家，他請我去過人民大學那邊的一家茶餐廳，吃蟹粉小籠。每次吃飯他都埋單。2018年有一次是在峨眉飯莊——他年輕時就常去的老餐廳，那天他聊得太精彩，除了講寫作，也鼓勵我們要知道享受人生，他說應該勇敢地去找到我們心裏有他底片的那個人。我因此寫了第一首致任老師的詩——《底片》。
2019年任老師重新裝修了在北師大的房子，當作專門用來寫作的地方。簡單的兩居室，一間做臥室，一間做書房。書房的書架上擺著一張F.F年輕時的照片，F.F的笑在室內變幻的光影下，永遠明媚而動人。在任老師的計劃中，他未來幾年就每周花三四天專心在那處居室寫作，同時那裏也是他的會客廳，能常邀詩友去坐著聊天，可以辦一些小而有實際交流意義的沙龍。我有幸去過三次，他開心地泡茶，也自豪地給我們展示令他滿意的室內布置和沙發桌椅。他的書桌對著南向的窗戶，幹淨得發出光芒。
如果真的能如他所願，多好啊！
但2020年還是來了。
到了離得最近的2020年，我卻越像是什麼都記不清了，記不清哪一天得到的消息，是沈浩波第一個告訴我的，任老師得了胃癌，並且已經到了晚期。不記得當時在沈浩波麵前我是不是直接就哭了，但記得知道任老師離世的那天，在他辦公室我實在忍不住哭了一鼻子。也記不清是幾月幾日，我和沈浩波、西娃、小董一起去了在回龍觀的北大腫瘤醫院，看望了病中的任老師。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