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任洪淵先生
王少勇
一
就在我剛剛離開北京，返鄉籌辦母親三周年祭時，收到恩師任洪淵先生逝世的消息。我的第一反應是跪下，向著北方磕了三個頭。
母親的胃癌查出時已是晚期，先生也是。
5月27日，2020珠峰高程測量登山隊登頂，我作為報社前方記者隊隊長，在珠峰大本營緊張地直播。先生打來了電話，連續三次，我都沒辦法接。直播結束後，我給先生回電話，他說：“晚上7點來鍾我再給你打電話吧，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隨後他又強調了一遍，“很重要的事情。”
7點來鍾，珠峰腳下黃昏剛至，峰頂被雲層遮住。我站在亂石遍布的曠野中接先生的電話。他聲音很平靜，格外溫和，語速也比平時慢。他說：“少勇，我的好朋友，我最親密的朋友，有件事情要告訴你。我最近一個多月身體狀況不太好，去醫院檢查，發現已經是胃癌晚期。你不要憂傷，人生就是這樣，我心情非常平靜。”先生一直慢慢地說著，或許聽到了我的抽泣，他又安慰說，“你不要憂傷，今生能遇到你這樣的朋友，我很知足。”我除了繼續哭泣，不知該說什麼。先生接著說，“我計劃出版三卷本的《任洪淵全集》，委托給你和任汀。”隨後他開始說關於這三卷全集的設想，包括每一卷的內容和編排順序。我趕緊返回帳篷，一邊在本子上記，一邊哭。
那時我和先生已近半年沒見麵了。上一次是1月14日，疫情暴發前一周，我去北師大看他。先生給我讀他剛寫的一段自傳，他慢慢激動起來，聲音越來越大。我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機，錄下先生一手拿著稿子，一手揚起在空中激情講述的樣子。晚上，我們去了位於東四十條的大董吃飯，那是我們常去的飯店。每年冬天，我和先生至少要一起做兩件事：吃一頓烤鴨，吃一頓火鍋。
先生知道我不富裕，他也不像很多教授那麼有錢，對我們來說，大董算是奢侈的了。我們輪流請客，先生總是記得很清楚，輪到他時，如果我搶著結賬，他就會不高興。每次我們都點三四個菜，兩瓶啤酒。菜不點價格太高的，啤酒他喝一杯，有時一杯也喝不完，剩下的再倒給我。
先生是美食家。如果他說好吃，那一定很好吃。他很難容忍那些劣質的食材和糟糕的味道。先生最喜歡吃淮揚菜，奇怪的是，他雖然是四川人，卻不太能吃辣。“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先生對此有深刻的理解。記得先生給我講過他童年寄宿姑母家的故事，自傳裏是這樣敘述的：“早上，堂姐天天用一碗蛋炒飯送他們上學。他聞到了油香、蔥香、蛋香，隻是他的碗裏沒有蛋花、沒有油星。有些早晨，堂姐還叫他去小鋪為外甥買鹵肉、香腸、花生米，他回來把紙包放在外甥碗邊，轉過臉去。他埋頭吃完自己碗裏的飯，一眼也不看外甥的碗。從此，他一生都不看他人的碗。”
疫情剛暴發時，單位門口的保安開始查體溫，大門都堵住了，我覺得情況不妙，就給先生打電話，讓他一定注意。春節過後，先生一個人住到北師大去寫作，自己做飯吃。起初他還到校內菜市場買菜，後來疫情越來越嚴重，我建議他不要冒險。於是每隔一周左右，先生讓我幫他用外賣軟件訂一次食品。疫情期間，外賣騎手不允許進小區，隻能自己去門口取，因此不能買太多，先生提著上樓吃力。疫情期間，很多商品缺貨，每次都不能完全滿足先生的需求。大多是這樣：雞蛋10枚、西紅柿4個、“黃元帥”蘋果4個、黃瓜1盒、小油菜1盒、雲吞一袋、水餃一袋，有時會訂1箱牛奶，偶爾訂2斤排骨、1包方便麵。很難想象先生如何忍受那些速食。他總是說，自己做飯太占用時間和精力。我猜想，那段日子，先生每頓飯可能隻是勉強吃幾口。
後來疫情稍有緩和，我還給先生訂過飯店的外賣：兩次紅燒肉，但先生說第二次的質量比第一次差太遠；一次東坡肘子，但那肘子太辣，他分了幾天才吃完。先生在電話裏說：總是有餓的感覺，身上也沒過去有力氣了。我心裏很難過，想去看他，但又怕在路上帶去病毒，並且北師大的小區也封閉著。
在自我隔離的日子裏，我和先生每天下午通兩小時電話，談他的詩。我談我的感受，他談他的創作過程和與之相關的思想。我自然沒有和先生對談的能力，大多數時間都是他講我聽。有時先生談得很高興，說起有趣的事情，我們一起哈哈大笑。有時又會陷入沉思，我們就在電話的兩端一起沉默著。每天這兩個小時，對先生，對我，都是疫情期間心靈的寬慰。我們原計劃談12首詩，形成12篇文章，每篇四五千字。剛談了4首，3月中旬，我就去西藏了。先生說，他計劃利用我在西藏的時間繼續寫自傳，並把已有的4篇對談基本定稿，剩下的等我回去再談。
到了西藏，我依然幫先生在網上訂食品。有一次他說，某物流在校內開設了一個取貨點，可以存放三天，方便隨時去取，讓我查查走這個物流的有沒有合適的食品，比如香腸之類的。還說最近感到更加饑餓和乏力了。我趕緊查了查，給先生訂了兩包廣式香腸。還有一次，先生說肩膀很疼，懷疑是提東西上樓拉傷了，讓我幫他查一下膏藥。現在想起來，這些或許都是胃癌的症狀。我母親胃癌複發後，也是後背和肩膀疼。先生每次來電話，都很關心我的情況，擔心我的安危。可我們不知道，癌細胞正在邪惡地侵蝕他的身體。
先生曾說，沒能去西藏，去看看布達拉宮，是個遺憾。他說參加青海湖詩歌節時，在海拔三四千米的地方，並未感到不適。我在珠峰時，有次他打來電話，心情很好，聽我說了許多西藏的事情。他告訴我有個實景演出《文成公主》，聽說不錯，希望我回到拉薩時去看一下，給他講講感受。先生常對我說，我們隻此一身，隻此一生，要盡可能地窮盡它，多體驗、多感受、多思考。人生在世，不是看你有多大的房子、多豪華的車子，而是你對這個世界有什麼樣的看法。
從疫情暴發到先生查出胃癌晚期，隻4個月的時間。而胃癌發展到晚期，大概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癌症病灶不知何時悄悄產生在先生身體裏，疫情期間的隔離生活和低質量飲食，無疑加快了癌症的發展。該死的胃癌。
二
我和先生在2010年初冬的一個詩歌活動中相識，至今整整10年了。那年他73歲，我27歲。
那是原中國國土資源作家協會（現中國自然資源作家協會）主辦的第二屆全國鄉土詩歌大賽頒獎活動。每當念及和先生相識相知的過程，我內心都對徐峙充滿感激。徐峙是那次活動的組織者，也是先生的學生，對先生推崇備至，自然邀請了先生參加。
恕我不敬，在無錫太湖邊第一眼看到先生時，我並沒有把那個瘦小的老人和任洪淵這個名字聯係在一起。可當他開口說話——我想很多人都和我一樣，那些詞語以及詞語組合的方式，那如煙花般炸開的智慧，把我震驚了，仿佛此前我從沒有真正聽到過、見識過漢語。當天晚上，我給幾個好友發短信：從此以後不要再說王少勇寫過詩，他連語言都未曾認識。
先生常說，擁有什麼樣的語言，就擁有什麼樣的人生。從那天起，先生改變了我的人生。
回京後，我常跟徐峙到先生家裏去。那時先生剛剛開始他的自傳寫作，不過當時他並沒有稱之為“第三人稱自傳”，而是“我的邛崍文學地理”，他想用自己的寫作，為家鄉做點貢獻。我們在先生北師大的居所，聽他從白沫江開始講起，講成都透明的氤氳，講巴蜀文化，講儒釋道。先生的語言如有魔法一般，形成一個強大的引力場。現在回想起來，那些夜晚依然衝擊著我的心靈。
先生不用電腦，他的手稿大多寫在A4大小的白紙上，草書。先生寫作總是先打好腹稿，他常常在散步特別是夜裏散步時創作，一旦靈感來了，心中就洶湧成江河。先生寫作速度不快，他對每一句話都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先生常說：不要做重複的事，不要做沒有創新的事，沒有創新就沒有意義，就是浪費時間。有時先生寫一段，在講給我聽時，會突然說：這個感覺還沒完全寫透，我再琢磨琢磨。先生一直追求透亮的表達，看似清淺如溪水，甚至隱約能看到底部的石頭，實則如深淵般意味無窮。對於語言，他從不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