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本雜誌到一冊詩集—我與洪淵先生的交往(1 / 3)

席永君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新詩空前繁榮的年代,全國各地詩歌流派蜂擁而出,民間詩刊、詩報層出不窮。80年代中後期,我還在故鄉邛崍。深秋的一天下午,天空高朗,流水岑寂。我從西郊造紙路去縣文化館的圖書館借書。遠離熱鬧的人民公園(今甕亭公園,俗稱新公園),清幽僻靜,罕有人光顧。文化館就在小橋流水、綠樹環抱的園內。若要去文化館,進了公園大門後,還要單獨進一扇門,於是便形成了有趣的園中園。如此幽中之幽、靜中之靜的環境,自然是讀書的好去處。

那時圖書館還是文化館的一個下設機構。因為我是常客,加之經常參加文化館組織的文學活動,所以館內的工作人員基本上都認識我。見到我來,一位名叫羅華平的館員便向我推薦新到的幾種文學期刊。在《北京文學》雜誌上,我看到了一組洪淵先生的詩。作為當期重點推介的作者,雜誌專門配發了一幅洪淵先生的速寫肖像,麵頰瘦削,目光如炬,一看便知是一位人格高標、錚錚鐵骨的詩人。結尾處的作者簡介這樣寫道:“任洪淵,男,生於1937年,四川邛崍人,現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我當時十分驚訝,我的驚訝包含以下三層意思:

居然在北京還有一位寫詩的邛崍人;“德不孤,必有鄰”(《論語·裏仁》),自己又多了一位寫詩的同道,而且從年齡上來看,出生於20世紀30年代的洪淵先生顯然是我這個“60後”的前輩;自西漢以降,故鄉文風鼎盛,英才輩出,新時期的新詩創作亦不甘於人後。

我早已忘記了洪淵先生那組詩的標題,現在想來,應該是後來收入《女媧的語言》中的那組《東方智慧》了,因為,我清楚地記得組詩中有一首詩的標題叫《遠方》。全詩如下:

遠方

我走回童年 走回

我的十一歲 身後的群山擁著走出

還能第二次出發嗎

走不出的眺望 在故鄉

故鄉 我一步就走進漢代 走進

司馬相如堆砌成了賦的歲月

走到今天這麼長

走不到的遠方

遠方遙望

我四十歲的背影

我少年的腳步 害怕起程

走不回的回頭 在遠方

隻有我身後的群山不肯退轉

還擁著一個個十一歲的早晨

走過我 遠方

倒下再多的背影也遮不住的

遠方

詩的結尾處特意注明:“我的故鄉是四川邛崍。”

這首寫於1986年的《遠方》,給我的印象實在是太深刻了。洪淵先生後來告訴我,此詩是他闊別邛崍29年後,於1980年9月送祖母骨灰回平落(今平樂)大碑山安葬時獲得的靈感。因為那句“故鄉 我一步就走進漢代 走進/司馬相如堆砌成了賦的歲月”,我從此認定,洪淵先生和我乃同道中人,都是現代意義上的漢語詩歌的原教旨主義者。

僅從這組《東方智慧》便可以看出,洪淵先生的詩既不同於更多地關注自我、張揚個性、被他稱之為一種“詆毀的榮耀”的“朦朧詩”;不同於新崛起的“敢於砸碎枷鎖,擺脫束縛”的“第三代”,他們激情飛揚,非要和舊思想說“不”;也不同於艾青、唐祈、唐湜、呂劍、蔡其矯、公木、公劉、白樺、邵燕祥、孫靜軒、蘇金傘、梁南、孔孚、流沙河等“歸來者”。這些在20世紀70年代末紮堆“歸來”的詩人,特別關心社會問題,重視詩的社會幹預作用。在詩與現實關係的調整上,在對時代情緒和社會矛盾的感受和思考上,詩人們以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和理性思辨精神,做深刻的社會探求,其詩歌美學追求顯然與洪淵先生大異其趣。洪淵先生一直是漢語的持燈者與守護人,在他看來,每一首詩都是命運之詩,都是他對漢語命運的深度思考,對人生圖景的深度呈現。他是我們這個時代少有的學者型詩人。他一直在路上,一直在黑暗中苦苦求索,從不曾離去,又談何歸來。總之,在中國當代新詩中,洪淵先生的詩歌是另類的、獨特的,甚至是無法歸類的。不知為什麼,他整個人的形象常常讓我想起金庸武俠小說中那位與雕為友的獨孤求敗。正如洪淵先生的生前好友、詩評家吳思敬所言:“他(任洪淵)不屬於任何詩群或流派,卻用自己的詩歌與理論著述為漢語詩歌注入了新的語言和生命的活力。”這一評價無疑是中肯的。

於是幾天過後,我便給洪淵先生寫了一封長信,把我個人的創作情況,以及邛崍青年詩社的楊然、陳瑞生、杜衛平、李建忠、何潔民、陳建文、任家義等詩友的創作情況,對洪淵先生做了詳細介紹。同時寄了一冊我的自印詩集《中國的風水》和一本邛崍文化館最新出刊的《崍山文學》。那時我擔任邛崍青年詩社社長,同時兼任民刊《晨》詩刊副主編,向洪淵先生介紹故鄉的文學現狀義不容辭。不久,我便收到了洪淵先生熱情洋溢的回信:“我真的沒有想到,臨邛已有一個文學刊物和詩人作家群。請代我向故鄉的文學朋友們致意,也把我看作你們中間的一個吧。”信末,還邀請我“來京時,請來我家一聚”。從此,我和洪淵先生便有了書信往來和詩藝交流。

從洪淵先生的回信中得知,他在邛崍平落小學、蜀才小學、敬亭中學輾轉求學之後,於1951年春“離鄉去武漢”,從此離開了故鄉邛崍,離開了天府之國,並於1957年,從湖北武昌實驗中學順利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現在回想起來,我應該是和洪淵先生交往較早的四川青年詩人。1991年4月,我應邀去北京參加《詩刊》組織的“北京筆會”。從邛崍出發前,我特意寫信告訴洪淵先生,並對即將與洪淵先生見麵充滿了期待。筆會在北京石景山舉行,會期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