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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遊歸來，在眾多的記憶之中幢幢然有一座蒼老的城堡，懸崖一樣斜覆在我的夢上。巴黎的明豔，倫敦的典雅，都不像愛丁堡那樣祟人難忘。愛丁堡確是有一座堡，危踞在死火山遺下的玄武岩上，好一尊千年不寐的中世紀幽靈，俯臨在那孤城所有的街上。它的故事，北海的風一直說到現在。襯在陰沉沉的天色上，它的輪廓露出城牆粗褐的皮膚，依山而斜，有一種苦澀而悲壯的韻律，莫可奈何地繚繞著全城。
從堡上走下山來，沿著最繁華的王侯街東行，就看到一座高傲的黑塔唯我獨尊地排開四周不相幹的平庸建築，在街的盡頭召你去仰拜。那是一座嶙峋突兀的瘦塔，一簇又一簇鋒芒畢露的小塔尖把主塔簇擁上天，很是氣派。近前看時，塔樓底下，高高的拱門如龕，供著一尊白瑩瑩的大理石雕像，是一個長發垂眉的人披衣而坐，腳邊踞著一隻愛犬。原來那是蘇格蘭文豪司各特的紀念塔（Sir Walter Scott Monument）。
司各特死於一八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蘇格蘭人為了向他們熱愛的文豪致敬，決定在他的出生地愛丁堡建一座堂皇的紀念塔，並在塔下供奉他的石像。建築的經費由大眾合捐，共為一萬六千一百五十四鎊。建塔者先後二人，為康普（George Meikle Kemp）與龐納（William Bonnar）。雕像者為史悌爾（Sir John Steel）。一八四〇年八月十五日，也就是司各特六十九歲冥誕的那天，紀念塔舉行奠基典禮，儀式十分隆重，並鳴禮炮七響。六年後的八月十五日，又行落成典禮，各地趕來觀禮的蘇格蘭人，冒著風雨列隊在街頭，看官吏與工程人員遊行而過，並聽市長慷慨致辭頌揚文豪，禮炮隆然九響。
司各特的坐像用名貴的卡拉拉大理石雕成，雕刻家的酬金為兩千英鎊，這在十九世紀中葉是夠豐厚的了。甚至三十噸重的像座也是從意大利運來的大理石，因為太重了，在來亨起運時竟掉進海裏。紀念塔高達二百英尺又六英寸(1)，四方的底基每一麵都寬五十五英尺，這樣的體魄難怪要氣淩全城。塔的本身用林利斯高附近頁岩采石場所出的賓尼石建造，據說這樣的石料含有油質，可以耐久。塔外的回廊分為三層，攀到頂層要踏二百八十七級石階。塔上高高低低有六十四個龕位，各供雕像一尊，以摹狀司各特小說裏繁多的人物。一個民族對自己作家的崇拜一至於此，真可謂仁至義盡了。莎翁在倫敦，雨果在巴黎，還沒有這樣的風光。西敏寺裏的壁上也有司各特的一座半身像，卻縮在一隅，半蔽在一個大女像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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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各特不能算多麼偉大的作家，他的作品，無論是早年的敘事詩還是後期的傳奇小說，都未達到最偉大的作品所蘊含的深度。他的詩可以暢讀，卻不耐細品，所以在浪漫派的詩裏終屬二流。他的小說則天地廣闊，人物眾多，文體以氣勢生動見長。以《威夫利》為首的一套小說，縱則探討蘇格蘭的曆史與傳統，橫則刻畫蘇格蘭社會各種階層的人物，其廣度與筆力，論者常說差可追擬莎士比亞的曆史劇。司各特熟悉蘇格蘭的民俗，了解蘇格蘭的人物，善用蘇格蘭的方言與歌謠，這些長處，再加上流利而詼諧的文筆，使他的這一套小說當時風靡了英國，為浪漫小說開拓出一個新世界，而且流行於歐洲，啟迪了大仲馬和雨果。我們甚至可以說，這類小說是“曆史鄉土”；司各特真正為自己的人民掘土尋根，當然蘇格蘭人要崇奉他為民族的文豪。
司各特後期的小說將時空移到他不太深知的範圍，例如法國與中東，成就便不如他寫的本土《威夫利》係列。不過他博聞強記，加以上下求索，窮尋苦搜，一生的作品十分豐盛。除了《拿破侖傳》之外，他還編了朱艾敦與史威夫特的作品集，為十八世紀的小說家作序，並在《愛丁堡評論》及《評論季刊》上發表文章，足見這位小說大家也有其學者的一麵。
十九世紀，司各特名滿全歐，小說的聲譽不下於拜倫的詩。到二十世紀，文風大變，他的國際聲譽也就盛極而衰。西印度大學的英文教授克勒特威爾（Patrick Cruttwell）說得好：司各特的心靈“幽默而世故，外向而清明”。熟讀亨利·詹姆斯或喬伊斯的現代讀者，大概不會迷上司各特。可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也有不少嚴謹的批評家重新肯定他寫蘇格蘭風土的那些小說。戴維在他的《司各特之全盛時代》（Donald Davie: Heyday of Sir Walter Scott）裏，便推崇司各特為真正的浪漫作家，並非突襲十八世紀新古典的遺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