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麵攀登高峻的紀念塔，一麵記起在大學時代念過的《護身符》（Talisman）。在我少年的印象裏，司各特是一把金鑰匙，隻要一旋，就可以開啟曆史的鐵門，裏麵不是杳無人蹤的青苔滿地，而是嗚咽叱吒的動亂時代。他的小說可以說是曆史的戲劇化：曆史像是被人點了穴道，僵在那裏，他一伸手，就都解活了過來。曾幾何時，他自己也已加入了曆史。我從倫敦一路開車北上，探浩斯曼的勒德洛古城，華茲華斯的煙雨湖區，懷古之情已經越陷越深。而一進了蘇格蘭的青青牧野，車行一溪獨流的荒穀之間，兩側嫩綠的草坡上綴著點點乳白的羊群，一直點撒到天邊。這裏的隱秘與安靜，和外麵世界的劫機新聞不能聯想。於是彭斯的歌韻共溪聲起伏，而路側的亂石背後會隨時閃出司各特的英雄或者乞丐。一到了愛丁堡，司各特的故鄉，那亦真亦幻的氣氛就更濃了。城中那一座傲立不屈的古堡，司各特生前曾徘徊而憑吊過的，現在，輪到我來憑吊，而司各特自己，立像建塔，也成為他人憑吊的古跡了。
在一條扁石鋪地的迂回古巷裏，我找到一座似堡非堡的老屋，厚實的牆壁用青白間雜的糙石砌成，古樸重拙之中有親切之感。牆上釘著一方門牌，正是“斯黛兒夫人博物館”（Lady Stair’s House）。館中陳列的畫像、雕像、手稿、遺物等，分屬蘇格蘭的三大作家：彭斯、司各特、史悌文森。樓下的展覽廳居然有一隻殘舊脫漆的小木馬，據說是司各特兒時所騎。隔著玻璃櫃子，我看見他生前常用的手杖，杖頭有節有叉，上麵覆蓋著深藍色的便帽，帽頂有一簇亮滑的絲穗。名人的遺物是曆史之門無意間漏開的一條縫，最惹人遐想。一根微彎的手杖篤篤點地而來，刹那間你看見那人手起腳落，牽著愛犬，散步而去的神態。正冥想間，忽然覺得眼角閃過一道銀白的光。走近了端詳，原來鄰櫃蜷著一綹白發，彎彎的，約有五六英寸長，那偃伏的姿態有若飽經滄桑，不勝疲倦。旁邊的卡片說明，這是司各特重病出國的前夕，某某夫人所剪存。一年之後，他便死了，隻留下那一彎銀發，見證當日在它的覆蓋之下忙碌的頭顱啊，曾經閃動過多少故事、多少江湖風霜、多少曆史性的偉大場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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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各特的小說令人神往，我卻覺得他的生平更令我感動。他那高貴品格所表現的大仁大勇，不遜於出生入死的英雄。在五十五歲那年，他和朋友合股的印刷廠和出版社因周轉不靈而倒閉，頓時讓他陷入十一萬七千鎊的債務。那時英鎊值錢，他的重債相當於當日的五十多萬美元。司各特原可宣布破產或接受朋友的援助，卻毅然一肩承擔下來，決意清償自己全部的債務。他說：“我不願拖累朋友，管他是窮是闊；要償債，就用自己的右手。”
他立刻賣掉愛丁堡城裏的房子，搬回郊外三十五英裏(2)的別墅阿波慈福（Abbotsford）；本來他連阿波慈福也要拿來抵債，可是債主們不忍心接受。司各特夫人原已有病，遷下鄉後幾星期就死了。在雙重的打擊下，他奮力寫書還債，完成了九卷的巨著《拿破侖傳》。兩年後他竟償還了約值二十萬美元的債，其中一半即為《拿破侖傳》的收入。事變之初，他的身體本已不適，這時更漸漸不支，卻依然努力不懈。事變後四年，正值他五十九歲，他忽然中風。翌年又發了一次。他勉力掙紮，以口述的方式繼續寫作。他的日記上這麼記道：“這打擊隻怕已令人麻木，因為我渾似不覺。說來也奇怪，我竟然不怎麼張皇失措，好像有法可施，但是天曉得我是在暗夜中航行，而船已漏水。”
英王威廉四世聽到這件事，更聽說地中海的陽光有益於病人，就派了一艘叫“巴倫號”（HMS Barham）的快艦，專程把司各特送去馬爾他島，後來又駛去那不勒斯和羅馬。這樣的照顧雖然比杜甫的“老病有孤舟”要周到得多，但司各特的病情卻無起色。他的心仍念著蘇格蘭。這時傳來歌德的死訊，他歎道：“唉，至少他死在了家裏！”在回程的海上，他因腦溢血而癱瘓。回到阿波慈福後，重見蘇格蘭的青山流水，聽到自己家裏的狗叫，他迸出了回國後的第一聲歡呼。幾星期後，他死在自己甘心的阿波慈福，時為一八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他的遺體葬在朱艾波羅寺的族人公墓，和亡妻並臥在一起。
不願損害他人，是為大仁。不惜犧牲自身，是為大勇。這樣的道德勇氣何遜於司各特小說中的英雄豪俠。今日的富商巨賈，一旦事敗，莫不挾款遠飛，哪裏管小民的死活。這種人在司各特麵前，應當愧死。司各特不愧為文苑之豪俠。這一點，加上他筆下的陽剛之氣、江湖之風，是招引我從倫敦冒著風雨，北征愛丁堡的一大原因。而現在，我終於攀他的紀念塔而上，懷著遠客進香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