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十三年前遷居香港以來，和梁實秋先生就很少見麵了。屈指可數的幾次，都是在頒獎的場合，最近的一次，卻是從梁先生溫厚的掌中接受時報文學的推薦獎。這一幕頗有象征的意義，因為我這一生的努力，無論是文壇還是學府，要是當初沒有這隻手的提掖，隻怕難有今天。
所謂“當初”，已經是三十六年以前了。那時我剛從廈門大學轉學來台，在台大讀外文係三年級，同班同學蔡紹班把我的一疊詩稿拿去給梁先生評閱。不久他竟轉來梁先生的一封信，對我的習作鼓勵有加，卻指出師承囿於浪漫主義，不妨拓寬視野，多讀一點現代詩，例如哈代、豪斯曼、葉芝等人的作品。梁先生的摯友徐誌摩雖然是浪漫詩人，他自己的文學思想卻深受哈佛老師白璧德之教，主張古典的清明理性。他在信中所說的“現代”自然還未及現代主義，卻也指點了我用功的方向，否則我在雪萊的西風裏還會漂泊得更久。
直到今日我還記得，梁先生的這封信是用鋼筆寫在八行紙上，字大而圓，遇到英文人名，則橫而書之，滿滿地寫足兩張。文藝青年捧在手裏，驚喜自不待言。過了幾天，在紹班的安排之下，我隨他去德惠街一號梁先生的寓所登門拜訪。德惠街在城北，與中山北路三段橫交，至則巷靜人稀，梁寓雅潔清幽，正是當時常見的日式獨棟平房。梁師母引我們在小客廳坐定後，心儀已久的梁實秋很快就出現了。
那時梁先生正是知命之年，前半生的大風大雨，在大陸上已見過了，避秦也好，乘桴浮海也好，早已進入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境界。他的談吐，風趣中不失仁藹，諧謔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國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機智，近於他散文的風格。他就坐在那裏，悠閑而從容地和我們談笑。我一麵應對，一麵仔細地打量主人。眼前這位文章巨公，用英文來說，體形“在胖的那一邊”，予人厚重之感。由於發際線（hairline）有早退之象，他的前額顯得十分寬坦，整個麵相不愧天庭飽滿、地閣方圓，加以長牙隆準，看來很是雍容。這一切，加上他白皙無斑的膚色，給我的印象頗為特殊。後來我在反省之餘，才斷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頭白象。
當時我才二十三歲，十足一個躁進的文藝青年，並不很懂觀象，卻頗熱衷獵獅（lion-hunting）。這位文苑之獅，學府之師，被我糾纏不過，答應為我的第一本詩集寫序。序言寫好，原來是一首三段的格律詩，屬於新月風格。不知天高地厚的躁進青年，竟然把詩拿回去，對梁先生抱怨說：“您的詩，似乎沒有特別針對我的集子而寫。”
假設當日的寫序人是今日的我，大概獅子一聲怒吼，便把狂妄的青年逐出師門去了。但是梁先生眉頭一抬，隻淡淡地一笑，徐徐說道：“那就別用得了……書出之後，再給你寫評吧。”
量大而重諾的梁先生，在《舟子的悲歌》出版後不久，果然為我寫了一篇書評，文長一千多字，刊於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六日的《自由中國》。那本詩集分為兩輯，上輯的主題不一，下輯則盡為情詩。書評認為上輯優於下輯，跟評者反浪漫的主張也許有關。梁先生尤其欣賞《老牛》與《暴風雨》等幾首，他甚至這麼說：“最出色的要算是《暴風雨》一首，用文字把暴風雨的那種排山倒海的氣勢都描寫出來了，真可說是筆挾風雷。”在書評的結論裏有這樣的句子：
作者是一位年輕人，他的藝術並不年輕，短短的《後記》透露出一點點寫作的經過。他有舊詩的根底，然後得到英詩的啟發。這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一條發展路線。我們寫新詩，用的是中國文字，舊詩的技巧是一份必不可少的文學遺產，同時新詩是一個突然出生的東西，無依無靠，沒有軌跡可循，外國詩正是一個最好的借鏡。
在那麼古早的歲月，我的青澀詩藝，根底之淺，啟發之微，可想而知。梁先生溢美之詞固然是出於鼓勵，但他所提示的上承傳統、旁汲西洋，卻是我日後遵循的綜合路線。
朝拜繆思的長征，起步不久，就能得到前輩如此的獎掖，使我的信心大為堅定。同時，在梁府的座上，不期而遇，也結識了不少像陳之藩、何欣這樣同輩的朋友，聲應氣求，更鼓動了創作的豪情壯誌。我和詩人夏菁也就這麼邂逅於梁府，而成了莫逆之交。不久我們就慣於一同去訪梁公，有時也約王敬羲同行。不知為何，記憶裏好像夏天的晚上去得最頻。梁先生怕熱，想是體胖的關係；有時他索性隻穿短袖汗衫接見我們，一麵笑談，一麵還要不時揮扇。我總覺得，梁先生雖然出身外文，氣質卻在儒道之間，進可為儒，退可為道。可以想見，好不容易把我們這些恭謹的晚輩打發走了之後，東窗也好，東床也罷，他是如何地坦腹自放。我說坦腹，因為他那時有點發福，腰圍可觀，縱然不到福爾斯塔夫的規模，也總有約翰遜或紀曉嵐的分量，足證果然腹笥深廣。據說，因此梁先生買腰帶總嫌尺碼不足，有一次，他索性走進中華路一家皮箱店，買下一個大皮箱，抽出皮帶，留下箱子，揚長而去。這倒有點《世說新語》的味道了，是否謠言，卻未向梁先生當麵求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