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好客兼好吃，去梁府串門子，總有點心招待，想必是師母的手藝吧。他不但好吃，而且懂吃，兩者孰因孰果，不得而知。隻知他下筆論起珍饈名菜來，頭頭是道。就連既不好吃也不懂吃的我，也不禁食指欲動，饞腸若蠕。在糖尿病發作之前，梁先生的口福委實也飫足了。有時乘興，他也會請我們淺酌一杯。我若推說不解飲酒，他就會作態佯怒，說什麼“不煙不酒，所為何來”，引得我和夏菁發笑。有一次，他斟了白蘭地饗客，夏菁勉強相陪。我那時真是不行，梁先生說“有了”，便從櫥頂取來一瓶法國紅葡萄酒，強調那是一八四二年產的，朋友所贈。我總算喝了半盅，飄飄然回到家裏，寫下《飲一八四二年葡萄酒》一首。梁先生讀而樂之，拿去刊在《自由中國》上，一時引人注目。其實這首詩學濟慈而不類，空餘浪漫的遐想；換了我中年來寫，自然會聯想到鴉片戰爭。
梁先生在台北搬過好幾次家。我印象最深的兩處梁宅，一在雲和街，一在安東街。我初入師大（那時還是省立師範學院）教大一英文，一年將滿，又偕夏菁去雲和街看梁先生。談笑及半，他忽然問我：“送你去美國讀一趟書，你去嗎？”那年我已三十，一半書呆，一半詩迷，幾乎尚未閱世，更不論乘飛機離島。對此一問，我真是驚多喜少。回家和我存討論，她是驚少而喜多，馬上說：“當然去！”這一來，裏應外合勢成。加上社會壓力日增，父親在晚餐桌上總是有意無意地報道：“某伯伯家的老三也離台了！”我知道偏安之日已經不久。果然三個月後，我便文化充軍，去了秋色滿地的愛荷華城。
從美國回來，我便專任師大講師。不久，梁先生從英語係主任變成了我們的文學院院長，但是我和夏菁去看他，仍然稱他梁先生。這時他又遷到安東街，住進自己蓋的新屋。稍後夏菁的新居在安東街落成，他便做了令我羨慕的梁府近鄰，也從此，我去安東街，便成了福有雙至，一舉兩得。安東街的梁宅，屋舍嚴整，客廳尤其寬敞舒適，屋前有一片頗大的院子，花木修護得可稱多姿，常見兩老在花畦樹徑之間流連。比起德惠街與雲和街的舊屋，這新居自然優越了許多，更不提廣州的平山堂和北碚的雅舍了。可以感受得到，這新居的主人住在“家外之家”，懷鄉之餘，該是何等的快慰。
六十五歲那年，梁先生在師大提前退休，歡送的場麵十分盛大。翌年，他的“終身大事”——《莎士比亞戲劇全集》之中譯完成，朝野大設酒會慶祝盛舉，並有一女中的學生列隊頌歌。想來莎翁生前也沒有這般殊榮。師大英語係的晚輩同事也設席祝賀，並贈他一座銀盾，上麵刻著我擬的兩句讚詞：“文豪述詩豪，梁翁傳莎翁。”莎翁退休之年是四十七歲，逝世之年也才五十二歲，其實還不能算翁。同時莎翁生前隻出版了十八個劇本，梁翁卻能把三十七本莎劇全部中譯成書。對比之下，梁翁是有福多了。聽了我這意見，梁翁不禁莞爾。
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後來夏菁擔任聯合國農業專家，遠去了牙買加。梁先生一度旅居西雅圖。我自己則先旅美兩年，繼而去了香港，十一年後才回台灣。高雄與台北之間雖然隻是四小時的車程，畢竟不比廈門街到安東街那麼方便了。青年時代夜訪梁府的一幕一幕，皆已成為溫馨的回憶，隻能在深心重溫，不能在眼前重演。其實不僅梁先生，就連晚他一輩的許多台北故人，也都已相見日稀。四小時的車程就可以回到台北，卻無法回到我的台北時代。台北，已變成我的回聲穀。那許多巷弄，每轉一個彎，都會看見自己的背影。不能，我不能住在背影巷與回聲穀裏。每次回去台北，都有一番近鄉情怯，怕卷入回聲穀裏那千重魔幻的旋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