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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從香港回來，就一直定居在高雄，無論是醒著夢著，耳中隱隱，都是海峽的濤聲。老朋友不免見怪：為什麼我背棄了台北。我的回答是：並非我背棄了台北，而是台北背棄了我。
在南部這些年來，若無必要，我絕不輕易北上。有時情急，甚至斷然說道：“拒絕台北，是幸福的開端！”因為事無大小，台北總是坐莊，諸如開會、演講、聚餐、展覽等等，要是台北一招手就倉皇北上，我在高雄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
這麼說來，我真像一個無情的人了，簡直是忘恩負義。其實不然。我不去台北，少去台北，怕去台北，絕非因為我忘了台北，恰恰相反，是因為我忘不了台北——我的台北，從前的台北。那一坳繁華的盆地，那一盆少年的夢，壯年的回憶，盛著我初做丈夫，初做父親，初做作家和講師的情景，甚至更早，盛著我還是學生還有母親的歲月——當時燦爛，而今已成黑白片了的五十年代，我的台北。無論我是坐“國光號”從西北，或是坐“自強號”從西南，或是坐“華航”從東北進城，那個台北是永遠回不去了。
至於從八十年代忽已跨進九十年代的台北，無論從報上讀到，從電視上看到，或是親身在街頭遇到的，大半都不能令人高興；無論先知或騙子用什麼“過渡”“多元”“開放”來詮釋，也不能令人感到親切。你走在忠孝東路上，整個亮麗而囂張的世界就在你肘邊推擠，但一切又似乎離你那麼遙遠，什麼也抓不著，留不住。像傳說中一覺醒來的獵人，下得山來，闖進了一個陌生的世界，你走在台北的街上。
所謂鄉愁，如果是地理上的，隻要一張機票或車票，帶你到熟悉的門口，就可以解決了。如果是時間上的呢，那所有的路都是單行，所有的門都閉上了，沒有一扇能讓你回去。經過香港的十年，我成了一個時間的浪子，背著記憶沉重的行囊，回到台北的門口，卻發現金鑰匙丟了，我早已把自己反鎖在門外。
驚疑和悵惘之中，即使我叫開了門，裏麵對立著的，也不過是一張陌生的臉，冷漠而不耐。
“那你為什麼去高雄呢？”朋友問道，“高雄就認識你麼？”
“高雄原不識年輕的我，”我答道，“我也不認識從前的高雄。所以沒有失落什麼，一切可以從頭來起。台北不同，背景太深了，自然有滄桑。台北盆地是我的回聲穀，無窮的回聲繞著我，崇著我，轉成一個記憶的旋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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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條廈門街的巷子當然還在那裏。台北之變，大半是朝東北的方向，挖土機對城南的蹂躪，規模小得多了。如果台北盆地是一個大回聲穀，則廈門街的巷子是一條曲折的小回聲穀，響著我從前的步聲。我的那條“家巷”，一一三巷，巷頭連接廈門街，巷尾通到同安街，當然仍在那裏。這條窄長的巷子，頗有文學的曆史。五十年代，《新生報》的宿舍就在巷腰，常見彭歌的蹤影。有一度，潘壘也在巷尾卜居。《文學雜誌》的時代，發行人劉守宜的寓所，亦即雜誌的社址，就在巷尾斜對麵的同安街另一小巷內。所以那一帶的斜巷窄弄，也常聞夏濟安、吳魯芹的咳唾風生，夏濟安因興奮而赧赧的臉色，對照著吳魯芹泰然的眸光。王文興家的日式古屋掩映在老樹蔭裏，就在同安街尾接水源路的堤下，因此腳程所及，也常在附近出沒。那當然還是《家變》以前的淹遠歲月。後來黃用家也遷去一一三巷，門牌隻差我家幾號，一陣風過，兩家院子裏的樹葉都會前後吹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