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畢業的那個夏夜，我和蕭堉勝並馳腳踏車直上圓山，躺在草地上怔怔地對著星空。學生時代終於告別了，而未來充滿了變量，不知如何是好。那時候還沒有流行什麼“失落的一代”，我們卻真是失落了。幸好人在社會，身不由己。大學生畢業後受訓、服役，從我們那一屆開始。我們是外文係出身，不必去鳳山嚴格受訓，便留在台北做起翻譯官來。直到一九五六年，夏濟安因為事忙，不能續兼東吳的散文課，要我去代課。這是我初登大學講壇的因緣。
住在五十年代的台北，自覺紅塵十丈，夠繁華的了。其實人口壓力不大，交通也還流暢，有些偏僻街道甚至有點田園的野趣。騎著腳踏車，在和平東路上向東放輪疾駛，蹺起的拇指山滿有性格地一直在望，因為前麵沒有高樓，而一過新生南路，便車少人稀，屋宇零落，開始荒了。雙輪向北，從中山北路二段右轉上了南京東路，並非今日寬坦的四線大道，啊不是，隻是一條粗鋪的水泥彎路，在水田青秧之間蜿蜒而隱。我上台大的那兩年，雙輪沿羅斯福路向南，右手盡是秧田接秧田，那麼純潔無辜的鮮綠，偏偏用童真的白鷺來反喻，怎不令人眼饞，若是久望，真要得“饜綠症”了。這種幸福的危機，目迷霓虹的新台北人是不用擔心的。
大四那一年的冬天，一日黃昏，寒流來襲，吳炳鍾老師召我去他家吃火鍋。冒著削麵的冰風騎車出門，我先去衡陽街兜了一圈。不過八點的光景，街上不但行人稀少，連汽車、腳踏車也見不到幾輛，隻有陰雲壓著低空，風聲搖撼著樹影。五十年代的台北市，今日回顧起來，隻像一個不很起眼的小省城，繁榮或壯麗都說不上，可是空間的感覺似乎很大，因為空曠，至少比起今日來，人稀車少，樹密屋低。四十年後，台北長高了，顯得天小了，也長大了，可是因為擠，反而顯得縮了。台北，像裹在所有台北人身上的一件緊身衣。那緊，不但是對肉體，也是對精神的壓力，不但是空間上，也是時間上的威脅。一根神經質的秒針，不留情麵地追逐著所有的台北人。長長短短的截止日期，為你設下了大限小限，令你從夢裏驚醒。隻要一出門，天羅地網的招牌、噪聲、廢氣、信息……就把你鞭笞成一隻無助的陀螺。
何時你才能麵對自己呢？
那時的武昌街頭，一位詩人可以靠在小書攤上，君臨他獨坐的王國，與磨鏡自食的斯賓諾莎、以桶為家的第歐根尼遙遙對笑。而牯嶺街的矮樹短牆下，每到夜裏，總有一群夢遊昔日的書迷，或老或少，或佝僂，或蹲踞，向年湮代遠的一堆堆一疊疊殘篇零簡、孤本秘籍，各發其思古之幽情。
那時的台北，有一種人叫做“鄰居”。在我廈門街巷居的左鄰，有一家人姓程。每天清早，那父親當庭漱口，聲震四方。晚餐之後，全家人合唱聖歌，天倫之樂隨安詳的旋律飄過牆來。四十年後，這種人沒有了。舊式的“厝邊人”全絕跡了，換了一批戴麵具的“公寓人”。這些人顯然更聰明、更富有、更忙碌，愛拚才會贏，令人佩服，卻難以令人喜歡。
台北已成沒有鄰居的都市。
使我常常回憶發跡以前的那座古城。它在電視和計算機的背後，傳真機和移動電話的另一麵。坐上三輪車我就能回去，如果我找得到一輛三輪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