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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小說大家狄更斯的名著《雙城記》，以法國大革命的動蕩時代為背景，敘述在倫敦與巴黎之間發生的一個悲壯故事。卷首的一段名言，道盡一個偉大時代的希望與絕望，矛盾之中別有天機，曆來不斷有人引述。其實雙城的現象不但見於時勢與國運，即使在個人的生命裏，也常成為地理的甚至心理的格局。不過雙城的格局也應具相當的條件。例如，相距不可太遠，否則相互的消長激蕩不夠迅疾，也欠明顯。同時雙方必須勢均力敵，才成其為犄角之勢，而顯得緊張有趣，否則以小事大或以大吞小，就難謂其雙了。另外，距離也不能太小，格調也不能太近，否則缺少變化，沒有對照，就有點像複製品了。
這麼說來，《安娜·卡列妮娜》中的莫斯科與聖彼得堡也算得是雙城。長安與洛陽先後成為西漢與東漢的京都，當然也是雙城。其實長安的故址鎬京與洛陽，先後也是西周與東周建都所在。民初作家筆下並稱的京滬，旗鼓相當，確有雙城之勢，但是對我並非如此，隻因我久居南京而少去上海。抗戰時代，我在重慶七年，卻無緣一遊成都。後來在廈門大學讀了一學期，也從未去過福州。我的生命之中出現雙城的形勢，是從台北和香港之間開始，那時，七十年代已近中葉了。
其實對我說來，七十年代是從丹佛啟幕的。在落基大山皚皚雪峰的冷視下，我在那高旱的山城住了兩年，詩文的收獲不豐，卻帶回來熱烈的美國民謠和搖滾樂，甚至宣稱：在踏入地獄之前，如果容我選擇，則我要帶的不一定是詩，而且一定不是西洋現代詩。
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回到台北，滿懷鼓吹美國搖滾樂的熱情，第一件事情便是在《人間》副刊發表我翻譯的一篇長文，奈德·羅倫（Ned Rorem）所撰的《披頭士的音樂》，頗令一般文友感到意外。那時的台灣，經濟正趨繁榮，“外交”卻遭重挫，但政治氣氛相當低迷。主編王鼎鈞拿到我的稿子，同樣覺得意外，並且有點政治敏感，顯得沉吟不決，但終於還是刊出了。不久我去各校演講，常以美國的搖滾樂為題，聽眾很多。我對朋友自嘲說，我大概是台灣最老的搖滾樂迷了，同時我為《皇冠》雜誌寫一個專欄，總名“聽，那一窩夜鶯”，原擬介紹十二位女歌手，包括瓊妮·米切爾（Joni Mitchell）和艾瑞莎·富蘭克林（Aretha Franklin），結果隻刊了瓊·貝茲和朱迪·柯林斯（Judy Collins）兩位便停筆了，十分可惜。
自己的創作也受到歌謠的影響。其實早從丹佛時代的《江湖上》起，這影響已經開始。在詩集《白玉苦瓜》裏，這種民謠風的作品至少有十首；日後的《兩相惜》《小木屐》等作仍是沿此詩風歌韻。當時寫這些格律小品，興到神來，揮筆而就，無須終夕苦吟，卻未料到他日流傳之廣，入樂之頻，遠遠超過深婉曲折的長篇。像《鄉愁》《民歌》《鄉愁四韻》這幾首，大陸讀者來信，就經常提起。詩，比人先回鄉，該是詩人最大的安慰。
這當然是後來的事了。但是早在七十年代初期，這些詩在受歌謠啟示之餘，已經倒過來誘發了台灣當時所謂的現代民謠。楊弦把我的八首詩譜成了新曲，有的用西洋搖滾的節奏，像《搖搖民謠》，有的伴以二胡低回而溫婉的鄉音，像《鄉愁》，不過楊弦統稱之為現代民歌，而且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的雨夜，領著一群歌手與琴手，演唱給“中山堂”的兩千聽眾。這時，七十年代剛到半途。
後來現代民歌漸成氣候，年輕的作曲者和歌手紛紛興起，又成了校園歌曲，曆七十年而不衰。但自八十年代以來，這一股清新的支流漸被吸入流行歌曲的滔滔洪流，涇渭難分，下落不明。除了像羅大佑那樣仍能保持鮮明的反叛風格者之外，多半都已陷入商業主義，不但內容淺薄，歌詞尤其鄙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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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十年代的文壇，期刊曾經是為嚴肅文學證道甚至殉道的重鎮。除了同人詩刊之外，《文星》《現代文學》《文學季刊》《幼獅文藝》《純文學》等雜誌，前前後後，撐持了大半個文壇。若要追尋六十年代聖朝的腳印，多在此中，因為那時報紙的副刊，除了林海音、王鼎鈞少數主編者之外，都不很同情現代文學，所以“前衛作家”之類不得不轉入地下，成為“半下流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