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情況卻有了逆轉，副刊漸執文壇牛耳，文學雜誌卻靠邊站了。令人印象最深的，乃是崛起《人間》的“高信疆現象”。一九七一年，一連兩大重挫震撼了台灣文化界，逼得我們不得不重認自己，檢討七十年代初期這孤島驚險的處境。在文壇上，寫實主義與鄉土意識乃應運而生。高信疆適時出現，英勇而靈巧地推進了當年的文運，影響深遠。方其盛時，簡直可以“挾繆思以召作家”，左右文壇甚至文化界的氣候。他的精力旺，反應快，腳步勤，點子也多，很有早年蕭孟能、朱橋的遺風，卻比前人多了大報的銷路、頻率、財力可供驅遣。從專題策劃到美工升級，從專訪、座談、演講、論戰到大型文學獎的評審，副刊在高信疆的運轉之下，發揮了前所未有的魅力與影響。
這情形，直到一九七八年瘂弦從威斯康星學成歸來，才有改觀。瘂弦是一位傑出詩人，且有多年主編《幼獅文藝》的經驗，文壇的淵源深廣，接手《聯副》之後，自然成為另一重鎮。於是兩大報副刊爭雄的局麵展開，成為文壇新的生態。在七十年代，報禁未開，每天三大張的篇幅中，副刊最具特色，影響十分深遠。作家在大報上隻要刊出一篇好作品，就為文壇眾所矚目。反而在解嚴之後，各報大事增張，徒然多了一些言不及義的港式“無厘頭”副刊，模糊了文藝和消遣的區分。在“雞兔同籠”的渾水裏，真正的作家欲求一文驚世，比從前反而要難得多了。
七十年代的文學期刊，隻有《中外文學》和《書評書目》等寥寥幾種，影響不如六十年代。兩大報的副刊不但讀者多、稿酬高、言論開放、文章整齊、版麵活潑，且視界較寬。兩邊的編輯部有的是人力與財力，而且勤於邀約各地稿件，因為當時台灣的言論與信息限製仍多，台灣以外的學者與作家乃顯得見多識廣，尤以對大陸的情況為然，何況人不在台灣，也比較不怕政治禁忌。所以夏誌清的論評、陳若曦的小說，每刊一篇，常會引起一陣轟動。曾有若幹作者，在台灣投稿不刊，去了別處再投回來，就登出來了。這種“遠來僧尼情意結”（因為有不少女作家），引起一句笑談：“到人間的捷徑是經由美國。”
3
香港，當然也是一條捷徑。早在七十年代，相對於台北的禁閉，香港是兩岸之間地理最逼近、信息最方便、政治最敏感、言論卻最自由的地區；而在兩岸若離若接的後門，也是觀察家、統戰家、記者最理想的看台。
時至今日，還有天真的知識分子，昧於香港的現實與民心，把珠江口那一列半島與群島，一曲漁歌變成的海市奇跡，仍然看成十九世紀式受人蹂躪的殖民地。
香港誠然是一塊殖民地，理應收回祖國，但是生活在那裏的中國人，尤其從七十年代以來，隻有比其他的中國人地區，更加自由、安定、富裕。它不是一個主權國家，談不上什麼民主，但以法治而言，則遠勝台灣與大陸，可與新加坡比美。
我去香港中文大學的中文係任教，是在一九七四年的夏末。這決定對我的後半生影響重大，因為我一去就是十一年，再回頭時，頭已白了。如果我當初留在台北，則我的大陸情結不得發展，而我的香港因緣也無由發生，於是作品的主題必大為改觀，而文學生命也另呈風貌。曆史的棋局把我放在七十年代後期的香港，對我說來，是不能再好的一步。
但是初去香港，卻麵臨一大挑戰。英語和粵語並行，西方和東方交彙，左派和右派對立，香港確實是充滿矛盾而又兼容並蓄的地方：兩岸下棋，它觀棋，不但觀棋，還要評棋。
我去香港，正值“文革”末期，台灣在那裏的地位處於低潮，政治與文化的影響力至為薄弱。另一方麵，中文大學的學生會，口號是“認祖關社”（認識祖國，關心社會），言論完全追隨新華社，對台灣的一切都予否定。從九龍乘渡輪去香港，中國銀行頂樓垂下的大紅布條，上書“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觸目驚心，在波上赫然可見。但這麵雄視、紅視港九的戰旗，在毛澤東死後，立刻就不見了。
在那種年代，一個敏感的藝術心靈，隻要一出鬆山機場，就勢必承受海外的風雨。香港，中國大陸統戰的後門，在“文革”期間風雨更大。首先，你發現身邊的朋友都變了。於梨華學妹進入大陸的前夕，在香港和我見麵，席間的語氣充滿了對“新大陸”一廂情願的樂觀。溫健騮，我在台灣政治大學的高足，準備研究《金光大道》做他的博士論文，並且苦諫落伍的老師，應該認清什麼才是中國文學的大道。堂吉訶德方欲苦戰風車，卻發現桑丘·龐沙，甚至羅西南代都投向了磨坊的一方，心情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