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是“左”報“左”刊的圍剿，文章或長或短，體裁有文有詩，前後加起來至少有十萬字，罪名不外是“反華”“反人民”“反革命”。有一首長詩火力射向夏誌清和我，中間還有這樣義正詞嚴的警句：你精致的白玉苦瓜，怎禁得起工人的鐵錘一揮？時間到了，終難逃人民的審判！
上課也有問題。我教的一門《現代文學》，範圍是“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選課的學生少則五六十人，多則逾百。可是坊間的新文學史之類，不外是王瑤、劉綬鬆所著，意識形態一律偏“左”，從胡適到沈從文，從梁實秋到錢鍾書，凡非“左”作家不是否定，便是消音，沒有一本可用。我隻好自編史綱，自選教材，從頭備起課來。還記得在講新詩的時候，一位“左”傾的學生問我，為什麼不選些當代進步的詩人，如賀敬之之類。我正沉吟之際，班上另一位學生卻搶著說：“那些詩多乏味，有什麼讀頭？”問話的男生拗不過答話的女生，就不再提了。那女生，正是黃維梁的妹妹綺瑩。
每學期末批閱學生的報告，也是一項大工程，不但要改別字，剔出語病，化解生硬冗贅的西化句法，更要指出其中觀點之淺陋、評價之失當，在眉批之外，更要在文末撮要總評。有一年的暑假，幾乎就整個花在這件事上。終於漸見成效，學生的流行觀念漸見修正。如此兩年之後，“四人幫”下台，“文革”結束，香港的大學生們才真正重新認識祖國。也就在這時，梁錫華與黃維梁新受聘於中文大學，來中文係和我同事。我們合力，糾正了新文學教學上膚淺與偏激之病，把這些課程漸漸帶上寬闊的正軌。
4
七十年代的台北，曾經是不少香港人心目中可羨的文化城。以治安而言，當年台北遠勝於香港，僑生漫步於深夜的台北，覺得是一大解脫。一九七五年，中文大學入學試的中文作文，題目是《香港應否恢複死刑？》。考生多以慨歎本地治安不寧破題，再引台北為例，說明有死刑的地方有多麼寧靜，結論是香港應該學學台北。
那時香港的作家羨慕台北的報紙重視文學，不但園地公開，篇幅充裕，稿酬優厚，而且設立文學獎，舉辦演講會，對社會影響至巨；也羨慕台北的書市繁榮，文學書籍出得又多又快，水平整齊，銷路也好。頗有一些香港作家願意，甚至隻能，在台北出書。同時，台灣學生的中文程度，也要比香港高出一截。
二十年後，台北的這些優勢都似乎難以保持了。中產階級因治安惡化、政局動蕩而想移民。作家們甚至在討論，文學是否已死亡。文學獎設得很多，獎金豐富，但競爭不夠熱烈，而得獎人別字不少。台灣是發了，但是發得不正常，似乎有點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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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一結束，我曾迫不及待，從香港回到台北，在師範大學客座一年。那時我離台已經六年，心中充滿了回家的喜悅，走在廈門街的巷子裏，我的感覺“像蟲歸草間，魚潛水底”。八十年代中期我回台定居，再見台北，那種喜悅感沒有了。我幾乎像一個“異鄉人”，尋尋覓覓，回不到自己的台北。
八年來我一直定居在高雄，不折不扣，做定了南部人。除了因公，很少去台北了。現在我的新雙城記似乎應該改成高雄對台北：無論如何，北上南下，早已八年於茲。但是我對台北的向心力已大不如前，不如我在港的年代，因為台北似乎失去了心，失去了良心、信心，令人不能談情、講理、守法，教我如何向心？
倒數之感愈來愈強烈。二十世紀隻剩下六年半了。九七之後香港在哪裏？九九之後澳門在哪裏？台灣，要怎麼倒數呢？大陸，該如何倒數呢？願我的雙城長矗久峙，永不陸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