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歲月追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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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吐露港上那一座黌宮山城，迄今忽忽十又一載，幾乎每年都回去兩三次，有時還不止。每次舊地重遊，都覺得故人漸少，新人日多，滄桑感咄咄逼來。那一片山懷水抱之間，我曾經度過此生最安定，也可以說最愉快的歲月，也因此，在寫作上最為豐收，在交遊上最值得紀念。這樣的因緣雖然親切，我卻不能稱中文大學(1)為母校，至於故校、舊校、前校，也覺勉強。可是倒過來，因為學生稱我為老師，這老師的舊情卻是不變的，何況老師名副其實，真的已老了。
十一年來，回沙田那麼多次，最溫馨的一次該是應“故院”之邀，於一九九三年三月回到聯合書院，擔任“到訪傑出學人講座”，先後的三次演講是“杖底煙霞——中國山水遊記的藝術”“舉杯向天笑——中國詩與大自然”“藝術的美與醜”。接待我的李卓予院長及翁鬆燃、吳倫霓霞等教授，原為往日聯合同事，重聚一堂，自然倍加親切。那半月間，我“回家做客”，既感安慰，又覺情怯，心境矛盾而多起伏。舊同事中，像蘇文擢、關寧安、劉清、陳之藩、王爾敏等，都離開了；至於以前教過的學生，當然也都散去。不料在“杖底煙霞”的聽眾裏，竟然發現了一九七六年畢業的中文係學生何焯明與李雪梅：他倆已入中年，但往日笑貌依然。師生重聚，學生是十七年後再來“聽課”，老師卻不勝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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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已是三年前了，現在，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正要慶祝四十周年。吳倫霓霞教授在長途電話的那一端，囑我為此盛事寫一點感言。
我的“聯合緣”始於一九七三年年初：當初我應香港詩風社之請去演講，宋淇告訴我說，聯合書院有意邀我去沙田一談。我去了，見到教務長劉祖儒。後來進一步的接洽，由副教務長陳燿墉接手。第二年八月，我便帶了太太和四個女兒去沙田教書了。其實我第一眼親睹馬料水，更早在一九六九年春天。當時我去港參加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主辦的翻譯研討會，劉紹銘乘便請我去崇基演講。從崇基的老火車站仰望馬料水山頭，黃塵滾滾，隻見幾架咆哮的推土機正來回挖土開山。當時我絕未料到，有一天黃塵落定，我會在那座山頭定居十年，聽火車來往，看紫荊開落。
一九七四年八月，我去中文大學中文係擔任教授，歸屬聯合書院。其時書院才從高街遷沙田兩年，新校舍樓新樹少，但因高踞山頭，遊目無礙，可以東仰馬鞍之雙雄，北眺八仙之聯袂，西窺大埔道一線蜿蜿，分青割翠，像一條腰帶繞鹿山而行，而吐露港一泓水光，千頃湛碧，渺漫其間，令高肅的山貌都為之動容。這麼一看，竟出了十年的神，至今還眷眷吐露港上，沒回過神來。
我在馬料水的第一間辦公室，在曾肇添樓的四樓，俯臨著書院的大片草坪，斜裏卻為水塔巍然的灰影所睥睨。至於上課，最早也是安排在曾肇添底樓，窗外就是水光山色，有時起霧，虛白卷卷甚至會漫進窗來。課後沿著曲折的坡道，一路下山，走回北陂的第六苑宿舍，簡直出入王維的五絕。那時九廣火車尚未電氣化，也不過一陣鏗鏗，一聲汽笛，立刻山又是山水又是水了。益信科學是忙出來的，而文學是閑出來的。
到校的第二天，聯合中文係的同人在九龍設宴歡迎。夫妻兩人如約而去，卻發現一桌同人聚精會神，雀戰正酣，令我們的饑腸大為驚訝。這是我們“入境訝俗”的啟蒙。開學以後，周日上午的“茶休”，同事鶩趨雀噪，又有茶點可享，簡直“口水多過茶”，是最熱鬧的時光，也為台灣所無。另一類接觸安靜而嚴肅，成為對照，便是開會了。無論是吵是靜，總有好心的同事問我：“聽得懂粵語嗎？”至於我如何回答，問者並不理會。其實我聽得懂七成，隻是說得少而已。家父早年是馬來華僑，同鄉都是閩人，朋友多是粵人，所以從小對那九音起伏我並不生疏。但耳入遠勝口出，要說，就張口結舌了。盡管如此，我這點皮毛粵語一開始就強於王德昭、陳之藩、王爾敏，很快也就超過劉國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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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當年貿貿然自台赴港，正如劉紹銘警告過我的，不無“冒險”。說“漢語”的外江佬投入粵語的世界，是一險。“右派文人”落在“左傾地區”，是二險。外文係教授濫竽中文係教席，是三險。結果幸皆有驚無險，令紹銘的幸災樂禍落了個空。
在中文大學教課，漢語、粵語、英語都可使用，不過中文係哪有用英語，我當然用漢語。有時候我會停下來，問廣東少年懂不懂我說些什麼，大半都表示“沒有問題”。其實有些外地老師的所謂漢語不脫鄉音，例如錢穆演講就需要粵譯，而朱光潛在港的幾次演講也直如孫臏行軍，灶隨日減。所以漢語隻要夠清楚，講課應無問題。後來在香港朗誦節，我還擔任了好幾年的漢語組評審，而接受電台訪問，問者用粵語，我則答以漢語，也行。至於我中譯的王爾德喜劇《不可兒戲》，香港話劇團在大會堂演出時，粵語和漢語分場使用，粵語場場客滿，漢語場也有八九成觀眾；粵語場用我的譯文，也沒多少地方需要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