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港任教，正是“文革”最後兩年，就在內地的後門口，極“左”的氣焰炙手可熱，甚至令人呼吸困難。不過心理的壓力可以轉化成藝術的動力，而以詩為出口，對寫作倒是有利的。心如鐵砧，逆境如鐵錘，於是有火花四迸，其器乃成。幸好八十年代開始，內地逐漸開放：先是柯靈、辛笛等來中文大學開會，繼有巴金、朱光潛等來訪，終於我的作品首刊於四川的《星星》詩刊，先我十年回了內地。
外文係的教授來中文係教書，不是兼課，而是專任，而且一任便是十年，這樣的例子應該絕少。我在中文大學教得最久的兩課，是“翻譯”和“現代文學”。不少中文人，包括中文係的某些同事，誤認為現代文學或新文學不過是白話文學，淺淡無奇，人人都懂，有何難教。其實新文學作品或脫胎於古典，或取法於西方，或有特殊時代背景，如果不能燭隱顯幽，理出來龍去脈，也就止於白話字麵，不能深入字裏行間。因為是在中文係上課，備課時也就格外用心，涉及古典的地方務必查明。外文係老師可以念錯中文，中文係的老師卻絕不可以。至於批改學生的報告，就更加認真。字有錯別，詞有不當，句有欠妥，論有不周，我或加改正，或標問號，或眉批數語，至於文末，更有綜評，少則三兩句，多且逾百言，甚或整頁。有一年選修“現代文學”者一百二十七人，我為學生批改報告，足足耗了三個半星期。
開始兩年，除了楊鍾基幫忙導修了一學期，我可說是孤軍奮戰。早期學生的報告，大半都依褊狹的意識立論遣詞。兩年後，崇基的中文係來了梁佳蘿，新亞的中文係添了黃維梁，合三人之力，才逐漸歸褊狹於中正，返政治於文學，推翻了“三個和尚沒水喝”的濫調。
既入中文係，當求“近儒者雅”。係中不無達士通儒，治學為文，皆有足式，雖不能至，而令人心向往之。十年向往之餘，對我這外文人自多啟發。加以開放後，內地論古典文學的著作在港購買，也很方便。我在“聯合”的末四年，能寫出《論山水遊記》《西化中文》《龔自珍與雪萊》等較為踏實的文章，無論就自然或人文的環境而言，都不能不感謝吐露港上這一片清穆的弦歌。
另外，就聯合書院的範圍，我曾參加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通識教育項下教過幾年《文學與近代人生》，主講過《象牙塔講座》，並且主編過四年《聯合校刊》。當年文怡閣裝潢一新，啟用之前薛壽生院長主持會議，討論到新閣應如何命名。眾議難定，我說何不稱為“怡文閣”，頗獲支持，卻有人指出：“外江佬有所不知，怡文閣粵音太近‘移民局’了。”眾人一陣哄笑，終於倒過來，定名為“文怡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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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料水三百三十英畝的壯麗校園，若要選一個製高點來鷹瞰全貌，則在不能兼顧北坡部分又不許攀登水塔的條件下，最方便的一處，該是“聯合書院”校車站前，陡坡頂端，俯臨中層與底麓的那一座懸崖了。憑欄俯眺，“老中大”悉匍腳底。遠客來訪，我最愛載他們來此縱觀，為他們指點校園的勝景，聽他們讚歎嘖嘖。獨自憑眺，則思前想後，感慨更多。今年四月初，來中大參加“翻譯學術會議”，隻見高樓更多，樹木更茂，舊友更少，而學生們上下往來於三層校園，比我當日所習見的，卻要高挺一些，也漂亮一些，雖然麵對九七，卻顯得開朗而有自信。我從“聯合”的看台上望著他們匆匆來去，想起他們的學兄學姐，當年我教過的一班又一班，久遠的回憶紛遝，像錄像帶一般不斷倒帶，再三停格。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明日之日多杞憂。想起黃綺瑩，我教過的聯合第一班高足，想起第二年的陳少元，第三年的陳寶珍，陳達生與他妹妹，還有簡婉君如何坐在我桌邊聽我評析她《杜甫傳》的譯文……還有崇基的古德明、黃秀蓮，新亞的王良和，研究所的麥炳坤……一班又一班，一代接一代，弦歌不輟，而夫子已老。隻希望他們的學弟學妹，眼前繼承了這美麗校園的青青子衿，盈盈少女，能在將臨的歲月，安泰如這四周的山色，自由如吐露港上的波光，並從他們健美的手上，把博文約禮、明德新民，一代接一代，傳向未來。
(1) 香港中文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