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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在溫哥華，高緯的仲夏寒夜裏，先後接到兩通長途電話，一通來自紐約，報告我孫女降世的佳音；一通來自台北，報告我朱立民先生謝世的噩耗。
中國的律詩有所謂“流水對”，但那兩通電話激起的矛盾心情卻構成了“生死對”。隻是新嬰帶來的喜悅，雖然強烈，卻不具體，因為她有多麼可愛，我還沒有見到。而老友引起的悲哀，卻帶著宛在的音容。伍爾夫夫人吊康拉德的文章就說：“死亡慣於激發並調準我們的回憶。”（It is the habit of death to quicken and focus our memories.）(1)
在怎樣的場合第一次見到朱立民的，這史前史已經不可考了。隻記得經常跟他見麵，是從六十年代初期在師大英語中心同事開始。那時我還在師大任講師，他在台大外文係已任副教授，卻來師大兼課，教美語文學。下課的時候他常來我們的辦公室休息、喝茶。“我們”是指我、張在賢、傅一勤、陸孝棟等六位專任教師。六張桌子之外，室內已少餘地。立民來時，隻能坐在茶幾旁的一張藤椅上，麵對著我的左側和我談天，雖然一正一斜，卻近在咫尺。
那時當然沒有空調，所以冬冷夏熱，一切聽天由命。可是立民高挑英挺的身材，總配上合身的光鮮衣著，加以英語地道，談吐從容，一口男中低音略帶喉腔的沙啞磁性，卻似乎不太受天氣的影響。我自己穿衣服遠不如寫文章講究，對別人的衣飾更不留心，所以日後鍾玲總怪我無視她的新裝，真是罪過。不過立民當年那一身出眾而不隨俗的穿著，益發彰顯了文質彬彬，真有玉樹臨風之概，則是我早就注意到的。
即使早在當年，立民的“美國經驗”也已遠深於我。不但他自己早在幾個美國機構任職，連朱夫人也一直在美新處工作。可是立民的風度儒雅而穩健，談吐深沉而悠緩，舉止又不失端莊，所以給我的印象非但沒有“洋雞”（Yankee）沾沾自喜的滑利甚至膚淺，反倒近於英國的紳士作風。也就難怪，何以立民以研究美國文學開始，興趣逐漸移向英國文學，而以研究莎士比亞為歸。
也許正因為如此，我猜想，立民喜歡的女性節目主持人並非牙尖舌利、熟極而流的一類，而是口齒清楚、節奏適度的一型。有一次跟他談到這問題，他說他喜歡熊旅揚，少待，又意味深長地笑道：“She is my type of woman.”這句話，回家後我向太太複述，後來又告訴一些朋友，引為趣談。不料隔了幾年，我向他重提此事，他淡淡莞爾，竟似忘了，倒令我有點掃興。
立民長我八歲，這差距不上不下，加以兩人並未熟到無話不講，包括黃色笑話，所以彼此一直以“先生”相稱。換了比我年輕有限的顏元叔、林耀福一輩，每次與我見麵，就會另辟一隅，不但交換機密要聞，而且語多不莊。初識立民，他剛四十上下，風度翩翩，儀表動人，套用王爾德《理想丈夫》裏的一句話，簡直是“台北外文界第一位穿得體麵的窮學者”(2)。可以想見，女學生們對他仰慕的不會很少。果然有一次，係裏的女助教興奮地告訴我：朱老師昨天帶她去哈爾濱！原來那是一家咖啡館，立民常去光顧。這件事天真得可以，但在當年卻似乎接近浪漫的邊緣了，倒令“我們辦公室”的假洋老夫子們心動了一陣。
後來我才發現，哈爾濱乃是立民誕生的城市，怪不得他愛去那家咖啡館。他原籍江蘇，小學時代在哈爾濱和北京度過，但中學六年卻在蘇州，抗戰勝利後更在京滬一帶做過事。所以他的背景兼有塞北江南，複以體態而言，可謂南人北相，而聽口音，北方官話裏卻又泄露了一點吳儂風味，加上會說英語，又善穿衣，有時又令我幻覺他是上海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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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年的朱立民確是如此，但那已是三十年前的回憶了。三十年來，我們的交往不疏不密，任其自然，稱得上是其淡如水。我在《書齋·書災》一文裏，曾有一句說到六十年代初的事：“有一本《美學的傳統》（The American Tradition in Literature）下卷，原是朱立民先生處借來，後來他料我毫無還意，絕望了，索性聲明是送給我，而且附贈了上卷。”這兩卷一套諾頓版的巨著，迄今仍高據我西子灣臨海書房的架頂，悠久的記憶因贈書人永別而添上哀思。這部選集為立民所贈，可謂意義非凡，正因立民的學者生命始於美國文學研究，而日後他主持外文係所，在這方麵更有倡導促進之功。他一生出版專書四冊，最早的一冊便是一九六二年聯合書局精印的《美國文學，一六〇七—一八六〇》。書出後他送了我一本，我就在《文星》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書評，題為《評兩本文學史》，另一本是黎烈文老師的《法國文學史》。我給朱著《美國文學》頗高的評價，對寫坡的一章尤為讚賞，立民非常高興。近閱近代史研究所新出的《朱立民先生訪問記錄》一書，發現立民自述此書，說曾經把稿子“請戴潮聲替我看了一遍，潤飾一下”。如此坦白自謙，實在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