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道有點怪，是不是？這是我們自己的母牛擠的奶，原奶，和超級市場上買到的不同。等會兒你再嚐嚐我們自己的榨蘋果汁。”
“你們好像不喝酒。”我說。
“爸爸不要我們喝，”勞悌芬看了父親一瞥，“我們隻喝牛奶。”
“我們是清教徒，”他父親眯著眼睛說，“不喝酒，不抽煙。從我的祖父起就是這樣子。”
接著他母親站起來，移走滿桌子殘肴，為大家端來一碟碟南瓜餅。
“Steve，”他母親說，“明天晚上湯普森家的孩子們說了要來鬧節的。‘不招待，就作怪’，餘先生聽說過吧？糖倒是準備了好幾包。就缺一盞南瓜燈。地下室有三四隻空南瓜，你等會兒去挑一隻雕一雕。我要去擠牛奶了。”
等他父親也吃罷南瓜餅，起身去牛欄裏幫他母親擠奶時，勞悌芬便到地下室去。不久，他捧了一隻臉盆大小的空幹南瓜來，開始雕起假麵來。他在上端先開了兩隻菱形的眼睛，再向中部挖出一隻鼻子，最後，又挖了一張新月形的闊嘴，嘴角向上。接著他把假麵推到我的麵前，問我像不像。相了一會兒，我說：
“嘴好像太小了。”
於是他又把嘴向兩邊開得更大。然後他說：
“我們把它放到外麵去吧。”
我們推門出去。他把南瓜臉放在走廊的地板上，從夾克的大口袋裏掏出一截白蠟燭，塞到蒂眼裏，企圖把它燃起。風又急又冷，一吹，就熄了。徒然試了幾次，他說：
“算了，明晚再點吧。我們早點睡。明天還要去打野兔子呢。”
第二天下午，我們果然背著獵槍，去打獵了。這在我說來，是有點滑稽的。我從來沒有打獵的經驗。軍訓課上，是射過幾發子彈，但距離紅心不曉得有多遠。勞悌芬卻興致勃勃，堅持要去。
“上個周末沒有回家。再上個周末，幫爸爸駕收割機收黃豆。一直沒有機會到後麵的林子裏去。”
勞悌芬穿了一件粗帆布的寬大夾克，長及膝蓋，闊腰帶一束，顯得五英尺十英寸上下的身材，分外英挺。他把較舊式的一把獵槍遞給我，說：
“就湊合著用一下吧。一九五八年出品，本來是我弟弟用的。”看見我猶豫的臉色，他笑笑說：“放鬆一點。隻要不向我身上打就行。很有趣的，你不妨試試看。”
我原有一肚子的話要問他。可是他已經領先向屋後的橡樹林欣然出發了。我端著槍跟上去。兩人繞過黃白相間的耿西牛群的牧地，走上了小木橋彼端的小土徑，在猶青的亂草叢中蜿蜒而行。天氣依然爽朗朗地晴。風已轉弱，陽光不轉瞬地凝視著平野，但空氣拂在肌膚上，依然冷得人神誌清醒，反應敏銳。舞了一天一夜的斑斕樹葉，都懸在空際，浴在陽光金黃的好脾氣中。這樣美好而完整的靜謐，用一發獵槍子彈給炸碎了，豈不是可惜？
“一隻野兔也不見呢。”我說。
“別慌。到前麵的橡樹叢裏去等看。”
我們繼續往前走。我努力向野草叢中搜索，企圖在勞悌芬之前發現什麼風吹草動；如此，我雖未必能打中什麼，至少可以提醒我的同伴。這樣想著，我就緊緊追上了勞悌芬。驀地，我的獵伴舉起槍來，接著耳邊炸開了一聲脆而短的驟響。一樣毛茸茸的灰黃的物體從十幾碼外的黑橡樹上墜了下來。
“打中了！打中了！”勞悌芬向那邊奔過去。
“是什麼？”我追過去。
等到我趕上他時，他正揮著槍柄在追打什麼。然後我發現草坡下，勞悌芬腳邊的一個橡樹窟窿裏，一隻鬆鼠尚在抽搐。不到半分鍾，它就完全靜止了。
“死了。”勞悌芬說。
“可憐的小家夥。”我搖搖頭。我一向喜歡鬆鼠。以前在愛荷華念書的時候，我常愛從紅磚的古樓上，俯瞰這些長尾多毛的小動物，在修得平整的草地上嬉戲。我尤其愛看它們躬身而立，捧食鬆果的樣子。勞悌芬撿起鬆鼠。它的右腿滲出血來，修長的尾巴垂著死亡。勞悌芬拉起一把草，把血斑拭去說：
“它掉下來，帶著傷，想逃到樹洞裏去躲起來。這小東西好聰明。帶回去給我父親剝皮也好。”
他把死鬆鼠放進夾克的大口袋裏，重新端起了槍。
“我們去那邊的樹林子裏再找找看。”他指著半英裏外的一片赤金和鮮黃。想起還沒有慶賀獵人，我說：
“好準的槍法，剛才！根本沒有看見你瞄準，怎麼它就掉下來了？”
“我愛玩槍。在學校裏，我還是預備軍官訓練隊的上校呢。每年冬季，我都帶侯伯去北部的半島打鹿。這一向眼睛差了。隱形眼鏡還沒有戴慣。”
這才注意到勞悌芬的眸子是灰蒙蒙的，中間透出淡綠色的光澤。我們越過十二號公路。岑寂的秋色裏，去芝加哥的車輛迅疾地掃過，曳著輪胎磨地的噝噝，和掠過你身邊時的風聲。一輛農場的拖拉機，滾著齒槽深凹的大輪子，施施然碾過，車尾揚著一麵小紅旗。勞悌芬對車上的老叟揮揮手。
“是湯普森家的丈人。”他說。
“車上插麵紅旗子幹嗎？”
“哦，是州公路局規定的。農場上的拖拉機之類，在公路上穿來穿去，開得太慢，怕普通車輛從後麵撞上去。掛一麵紅旗，老遠就看見了。”
說著，我們一腳高一腳低走進了好大一片剛收割過的田地。阡陌間歪歪斜斜地還留著一行行的殘梗，零零星星的豆粒，落在幹燥的土塊裏。勞悌芬隨手折起一片豆莢，把莢剝開。淡黃的豆粒滾入了他的掌心。
“這是湯普森家的黃豆田。嚐嚐看，很香的。”
我接過他手中的豆子，開始嚐起來。他折了更多的豆莢，一片一片地剝著。兩人把嚼不碎的豆子吐出來。無意間，我哼起“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黃金少災殃……”
“嘿，那是什麼？”勞悌芬笑起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大家都唱的一首歌……那時我們都是小孩子。”說著，我的鼻子酸了起來。兩人走出了大豆田，又越過一片尚未收割的玉蜀黍。勞悌芬停下來，笑得很神秘。過了一會兒，他說：
“你聽聽看，看能聽見什麼。”
我當真聽了一會兒。什麼也沒有聽見。風已經很微。偶爾，玉蜀黍的幹穗穀，和鄰株磨出一絲窸窣。勞悌芬的淺灰綠瞳子向我發出問詢。
我茫然搖搖頭。
他又闊笑起來。
“玉米田，多耳朵。有秘密，莫要說。”
我也笑起來。
“這是雙關語，”他笑道，“我們英語中管玉米穗叫耳朵。好多笑話都從它編起。”
接著兩人又默然了。經他一說，果然覺得玉蜀黍稈上掛滿了耳朵。成千的耳朵都在傾聽，但下午的遺忘覆蓋了一切，什麼也聽不見。一枚硬殼果從樹上跌下來，兩人嚇了一跳。勞悌芬俯身拾起來，黑褐色的硬殼已經幹裂。
“是山胡桃呢。”他說。
我們繼續向前走。雜樹林子已經在麵前。不久，我們發現自己已在樹叢中了。厚厚的一層落葉鋪在我們腳下。卵形而有齒邊的是樺，瘦而多棱的是楓，橡葉則圓長而輪廓豐滿。我們踏著千葉萬葉已腐的、將腐的，幹脆欲裂的秋季向更深處走去，聽非常過癮也非常傷心的枯枝在我們體重下折斷的聲音。我們似乎踐在暴露的秋筋秋脈上。秋日下午那安靜的肅殺中，似乎，有一些什麼在我們裏麵死去。最後，我們在一截斷樹幹邊坐下來。一截合抱的黑橡樹幹，橫在枯枝敗葉層層交疊的地麵，龜裂的老皮形成陰鬱的圖案，記錄霜的齒印、雨的淚痕。黑眼眶的樹洞裏，覆蓋著紅葉和黃葉，有的仍有潮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