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桌右手的第三個抽屜裏，整整齊齊疊著好幾十張地圖，有的還很新，有的已經破損，或者字跡模糊，或者在折縫處已經磨開了口。新的，他當然喜歡，可是最痛惜的，還是那些舊的、破的、用原子筆畫滿了記號的。隻有它們才了解，他闖過哪些城、穿過哪些鎮，在異域的大平原上咽過多少州多少郡的空寂。隻有它們的折縫裏猶保存他長途奔馳的心境。八千裏路雲和月，它們曾伴他，在月下，雲下。不，他對自己說，何止八千裏路呢。除了自己道奇的裏程計上標出來的二萬八千英裏之外，他還租過福特的Galaxie和雪佛蘭的Impala；加起來，折合公裏怕不有五萬公裏？五萬裏路的雲和月，朔風和茫茫的白霧和雪，每一寸都曾與那些舊地圖分擔。
有一段日子，當他再度獨身，那些地圖就像他的太太一樣，無論遠行去何處，事先他都要和它們商量。譬如說，從芝加哥回葛底斯堡，究竟該走坦坦的稅道，還是該省點錢，走二級、三級的公路？究竟該在克利夫蘭，或是在匹茲堡休息一夜？就憑著那些地圖，那些奇異的名字和符咒似的號碼，他闖過費城、華盛頓、巴爾的摩；切過蒙特利奧、舊金山、洛杉磯、紐約。
回國後，這種倜儻的江湖行，這種意氣自豪的浪遊熱，德國佬所謂的wander lust（流浪癖）者，一下子就冷下來了。一年多，他守住這個已經夠小的島上一方小小的盆地兜圈子，兜來兜去，至北，是大直，至南，是新店。往往，一連半個月，他活動的空間，不出一條怎麼說也說不上美麗的和平東路，呼吸一百二十萬人呼吸過的第八流的空氣，和二百四十萬隻鞋底踢起的灰塵。有時，從廈門街到師大，在他的幻想裏，似乎比芝加哥到卡拉馬祖更遙更遠。日近長安遠，他常常這樣挖苦自己。偶爾他“文旌南下”，逸出那座無歡的灰城，去中南部的大學做一次演講。他的演講往往是免費的，但是灰城外，那種金黃色的晴美氣候，也是免費的。回程的火車上，他相信自己年輕得多了，至少他的肺葉要比去時幹淨。可是一進廈門街，他的自信立刻下降。在心裏，他對那狹長的巷子和那日式古屋說：“現實啊現實，我又回來了。”
這裏必須說明，所謂“文旌南下”，原是南部一位作家在給他的信中用的字眼。中國老派文人的板眼可真不少，好像出門一步，就有雲旗委蛇之勢，每次想起，他就覺得好笑，就像梁實秋，每次聽人闊論詩壇文壇這個壇那個壇的，總不免暗自莞爾一樣。“文旌北返”之後，他立刻又恢複了灰城之囚的心境，把自己幽禁在六個榻榻米的冷書齋裏，向六百字稿紙的平麵，去塑造他的立體建築。六席的天地是狹小的，但是六百字稿紙的天地卻可以無窮大。麵對後者，他欣然無視於前者了。麵對後者，他的感覺不能說不像創世紀的神。一張空白的紙永遠是一個挑戰，對於一股創造的欲望。宇宙未剖之際，渾渾茫茫，一個聲音說，應該有光，於是便有了光。做一個發光體，一個光源，本身便是一種報酬，一種無上的喜悅。每天，他的眼睛必成為許多許多眼睛的焦點。從那些清澈見底，那些年輕眼睛的反光，他悟出光源的意義和重要性。仍然，他記得，年輕時他也曾寂寞而且迷失，而且如何地嗜光。現在他發現自己竟已成為光源，這種發現，使他喜悅，也使他惶然戰栗。而究竟是怎樣從嗜光族人變成了光源之一的，那過程，他已經記憶朦朧了。
他所置身的時代，像別的許多時代一樣，是混亂而矛盾的。這是一個舊時代的結尾，也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充滿了失望，也抽長著希望，充滿了殘暴，也有很多溫柔，如此逼近，又如此看不清楚。一度，曆史本身似乎都有中斷的可能。他似乎立在一個大旋渦的中心，什麼都繞著他轉，什麼也捉不住。所有的筆似乎都在爭吵，毛筆和鋼筆，鋼筆和粉筆。毛筆說，鋼筆是舶來品；鋼筆說毛筆是土貨，且已過時。又說粉筆太學院風、太貧血；但粉筆不承認鋼筆的血液，因為血液豈有藍色。於是筆戰不斷絕，文化界的巷戰此起彼落。他也是火藥的目標之一，不過在他這種時代，誰又能免於稠密的流彈呢？他自己的手裏就握有毛筆、粉筆和鋼筆。他相信，隻要那是一支挺直的筆，一定會在曆史上留下一點筆跡的，也許那是一句，也許那是整節甚至整章。至於自己本來無筆而要攘人，據人，甚至焚人之筆之徒，大概是什麼標點符號也留不下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