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可能的標準，是普遍性。所謂普遍性，我認為可作二解：第一是雅俗共賞，第二是異地同感，也就是放諸四海而皆準之意。雅俗共賞能否成為偉大的標準之一，似乎頗成問題。有些大詩人，如李白，如蘇軾，如莎士比亞及喬叟，比較易為讀者所接受，雖然欣賞的深淺因人而異。另有一些大詩人，或因文字深奧，或因想象獨特，或因處理手法別出心裁，或因博學而耽於用典，在本質上不易為“軟性的讀者”所征服，遂有“難懂”的惡名。例如李商隱、約翰·多恩、勃朗寧，便無法做到雅俗共賞，甚至雅人之中亦有不表欣賞者。像元好問、班江生、丁尼生等，自身也是詩人，當然稱得上是雅人，尚且不能盡賞，何況一般讀者？佛洛斯特和艾略特，並為現代大詩人；佛洛斯特雅俗共賞，艾略特即雅士也承認難懂。有時同屬一人作品，讀者的反映卻互異。《兵車行》應該是雅俗共賞的，《秋興八首》就不盡然了。
異地同感，在理論上應該是一個可用的標準，因為人性相通，大詩人應該是國際性的。拜倫在十九世紀的影響，遍及全歐，且遠達俄國。惠特曼、波德萊爾、艾略特的影響，也是超越國界的。不過，詩是一種文字的藝術，必須藉文以傳，但文字是有國界的。因此，一個詩人在國外的命運，往往要仰賴翻譯。大致上說來，詩的意象比較可譯，而詩的節奏具有倔強的民族性，對翻譯的抗拒力甚大。所以，很奇怪的現象是：平易的佛洛斯特經過翻譯後損失慘重，結果往往味同嚼蠟；艱奧的艾略特變成另一種文字後，依然意象富足，占盡便宜。同樣地，以音色與節奏取勝的作者，如彌爾頓、愛倫·坡、斯溫伯恩，在中文翻譯裏，都受盡委屈。中國古典詩人在英美文壇的待遇，也榮辱不當。白居易的詩介紹得最多，儼然與李白分庭抗禮，聲譽遠在杜甫之上。打開英美出版的任何世界文學辭典，幾乎都可以看見李白的名字，杜甫則絕少出現。
持久性是一個相當可靠的標準。時間把傑作愈磨愈亮，把劣作愈磨愈損。事實上，真正的傑作非但曆久不滅，抑且因後代的作品不斷引用它、影射它、學習它，而愈益光大，像滾雪球一樣，例如十七世紀的讀者讀到馬維爾（Andrew Marvell）的名句：
但是嗬在背後我時時驚聞
時間的飛車迫近的駛聲
充其量隻能做平麵的欣賞。現在的讀者重讀這兩行時，那感覺，便因三百年的消逝加上艾略特、麥克裏希、海明威曾加以運用的聯想，而顯得立體化起來。不過，持久性並不等於持續性，因為即使是大詩人的盛名，也有暫衰甚且中斷的現象。例如十八世紀便以為莎士比亞粗野不文，而浪漫詩人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也受到冷落。例如艾略特的批評，便忽視了惠特曼，貶低了彌爾頓，而推崇約翰·多恩。可見一個詩人，不但生前成敗難定，即身後的神龕也常常要搬家的。持久性的標準還有一個不便，那就是，不能持以衡量當代的作者。
最後，我們似乎應該考慮考慮博大性和深度。這似乎更接近問題的核心了。我之所以把這個標準留待最後來討論，或者可以說，我不太願意涉及這個標準，是因為博大性或深度是相當抽象的名詞，既難說明，又難指證，更難客觀地鑒定其程度。我們沒有辦法“證明”莎士比亞的博大性超過馬洛，或者葉芝比豪斯曼更有深度。我們似乎又得回到前述的“整體的飽滿感”，說那是渾然沛然而不可分割的。理論上說來，一個大詩人必然具備充分的博大性和深度，但此二者在一個大詩人身上組合的比例，可以因人而異。我們似乎可以這麼說：博大性是指詩人對人生的接觸麵，包括他在生活上吸收、感受、容納的廣度；深度則是指他在這樣的範圍內對人生做過什麼程度的思考因而達到什麼程度的了解。這樣看來，似乎有些大詩人較偏於博大性，有些大詩人較偏於深度。現代詩人，由於和社會比較隔絕，大半傾向深度的開掘，例如裏爾克，例如艾略特和瓦雷裏。惠特曼和晚年的葉芝應該是例外。我們發現，古代的若幹大詩人比較偏於博大性，例如喬叟。而輝映百代的詩宗，如杜甫與莎士比亞，則似乎兼有博大與深邃，達到橫闊與縱深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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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一九六五年艾略特死後，現代英美詩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現在的情形是：第一代的現代詩大師幾乎死光了，隻餘下桑德堡、龐德、瑪蓮·莫爾、蘭塞姆、艾肯、麥克裏希和格雷夫斯。這些遺老之中，恐怕隻有格雷夫斯和龐德能稱為大詩人。格雷夫斯一直是現代詩的一支逆流，在以艾略特為中心的現代詩“正統”主持詩壇的時代（大約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三十年），他一直是個冷門人物，痛恨葉芝、艾略特、龐德，獨獨向往希臘的異教文化。近年來，這匹黑馬受到了批評界應有的重視，漸漸有被公認為大詩人的趨勢。龐德的影響力曾經籠罩現代詩壇，但他開創風氣之功——包括他對葉芝和艾略特刺激的力量！似乎還在他自己作品的價值之上。
已故的大師裏，葉芝和艾略特的地位已經是被公認了的，前者甚至被稱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英語詩人，然而他們也是當代英美青年詩人猛烈攻擊的對象，因為他們的保守思想，因為他們晚年皈依傳統、宗教和神秘主義，因為他們排猶且逃避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最重要的還是：他們統治英美詩壇和學府太久了。為了抗拒他們和龐德的影響，當代的青年詩人，如金斯伯格，如費林蓋蒂（Lawrence Ferlinghetti），如塞克斯頓夫人（Anne Sexton）和斯奈德（Gary Snyder）有意背道而馳，或轉向惠特曼與威廉斯學習，或轉向東方的禪乞求靈感，或轉向救世軍與爵士樂，總之他們不願再追隨於後期象征主義和歐洲文化之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