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半世紀前，一個英國人企圖扶助一個弱小民族，反抗雄踞在中、近東的土耳其帝國，他失敗了。半世紀前，又有一個英國人做同樣的嚐試，憑了超人的智慧、毅力和體能，他成功了，結果是土耳其帝國的崩潰。前者是拜倫，後者是勞倫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俗稱阿拉伯的勞倫斯。兩者還有一些類似之處：例如，都是成名甚早，都是英年夭逝，都是出身有名學府，都特立獨行，和英國紳士社會格格不入，甚至麵忤權威。另有一點巧合：拜倫出身貴族，勞倫斯雖無爵位，但他的生父原來是愛爾蘭威斯特米司七世從男爵蔡普曼（Sir Thomas Robert Chapman），為了和女家庭教師（亦即勞倫斯生母）私奔遁世，才易姓為勞倫斯。
但是兩者有一個基本的差異。在私生活上，拜倫本是一個紈絝子弟，耽於逸樂，且顧影自憐，善於作態。勞倫斯的心中也有一株顧影水仙，但大任降身之際，他的靈魂能提升到史詩的高度，竟而支持他的肉體，去忍受隻有超人才能負擔的痛苦和疲憊。多才的勞倫斯曾經翻譯荷馬的史詩，但他的名著《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也已成為記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東戰場的現代史詩，而他自己便是這篇史詩的主角。沙漠，沙漠的空闊和虛無，那種遠離文明的原始之煎熬和暈眩，那種對內要說服自己對外要說服阿拉伯各民族要征服土耳其人更要克服大自然的多重壓力，對於這位現代史詩的主角，是一種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考驗。沙漠，原是天才內在的氣候。絕頂的天才，原就命定了要忍受絕對的寂寞。“天才恒侵襲，但凡人占據且擁有。”勞倫斯如是說。大漠中往返的長途跋涉，駝背上的日日和夜夜，就勞倫斯的一生而言，正是一個縮影和一個象征。
而在舌敝唇焦之後，在摩頂放踵和出生入死之後，在肉體委頓和心靈頹喪之後，他成功了，因為他已名聞全球，而土耳其帝國也已經瓦解；但同時他也失敗了，因為在內部的糾紛和協約國的陰謀下，阿拉伯非但不能獨立，反而慘被瓜分。他曾站在協約國與阿拉伯之間，向後者保證戰後的獨立和自由。那些遊牧民族曾如此相信他，崇拜他，視他為救世主，凡他至處，人群爭挽他的衣裙，而他也隱隱然以現代的彌賽亞自命。戰後的現實令他幻滅，而更重要的是，他感到自己像一個騙子。一切光榮都變成恥辱；世人的讚美和宣傳隻有加強他的自咎和厭憎。由於英國在法國壓力下違背了戰時對阿拉伯人的諾言，勞倫斯竟在英皇召見時當場拒絕了喬治五世的授勳，作為一種抗議。事後，當時的國防部部長丘吉爾，還曾為此事麵責勞倫斯上校的無禮。
因為那時，勞倫斯已因戰功而擢升為陸軍上校了。但不久他做了一件令朋友們大惑不解的事情。盡管當局有意延攬他入閣，而丘吉爾也表示願意保薦他出任海外某地總督，他都毅然謝絕，寧可改名易姓，隱入行伍之間。終於在一九二二年，勞倫斯以約翰·休姆·羅司（John Hume Ross）的假名加入英國皇家空軍，接受新兵的入伍訓練。他的真相很快被人窺破，經報紙一加宣揚，窘困的空軍當局隻好將他革退。在勞倫斯再三的要求下，皇家空軍同意了一個條件：便是，如果勞倫斯能在陸軍中服役一個時期而表現良好，則他可以回到空軍裏去。勞倫斯遂又易姓為蕭（T. E. Shaw），而在戰車隊的軍需站工作了一年。據說他的改姓蕭，是因為他對蕭伯納非常欽佩，而且，由於麵貌有點像那位名作家，曾被誤為蕭伯納之子。戰車隊輕鬆的工作，使他有充分的餘暇完成《智慧七柱》牛津版的修訂，並翻譯了兩部法國小說。之後他果然回到空軍，一直到一九三五年才期滿退役。同年五月十三日，一個名叫魏廉遜的朋友，認為英、德兩國交惡之際，勞倫斯是唯一勝任與希特勒商討的人，乃邀勞倫斯去洽談此事。勞倫斯在騎電單車去郵局拍電報給魏廉遜的途中，為了要閃避兩個乘單車的男孩，滑出路旁，傷重昏厥，六日後死去。至今他的半身像仍豎在倫敦聖保羅大教堂中，與納爾遜、威靈頓、康司泰堡為伴。
勞倫斯在阿拉伯的英雄史跡，盡人皆知，不用我來複述。他在戰後的種種表現，也非這篇短文所能詳談。此地我隻能提一提他異常複雜的個性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及戰後所表現的矛盾、沮喪、迷惘和自嘲自虐的心境。
許多傳記家，甚至勞倫斯自己的朋友，對於他的特立獨行，都感到難以了解，而有所謂“勞倫斯之謎”一說。例如：勞倫斯在進入土耳其重鎮大馬士革之後，何以在自己勝利的巔峰突然引退？何以在戰後，朝野同欽，而國家方欲委以重任之際，他要遁世逃名於士卒之間，且接受極其苛嚴的訓練？身為大英雄和名作家的他，經常在書信中透露悲觀和懊喪。在給母親的信中，他訴苦說：“要安於無所事事，我還太年輕，要從頭開始，我又太年長了。”致詩人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信中，他說：“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在真正的意義上，已然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