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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某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在《大華晚報》的“讀書人”周刊發表短文《論二房東批評家》以來，朋友之間，曾有一些反應。而正式為文討論的，則有征信新聞的方以直先生。二月十四日的“人間”副刊，發表了他的一篇方塊文章《二房東》，其大意是說：“論二房東批評家”已引起廣泛的注意，而“所謂‘二房東批評家’，即是隻能根據‘二手貨’來寫批評的人。例如他談莎翁的戲劇，隻是看過朱譯的《李爾王》，或者他談《白鯨》，隻是看過毛姆評介《白鯨》的一篇論文，或者他的批評文字裏博引諸家，實際上是摘自文學批評史一類書籍中的片斷……餘先生文中強調他所謂‘二房東’隻是指一種現象，不是指某一個人，然而現象是人造成的，這一針，據說紮痛了所有不能從原文中汲取知識獲得發現的‘獨眼龍’”。接著方先生曾就此可能的誤會為我辯白，說我對“知識的轉述者”並無悔意，而“二房東”一詞，加諸某些慣竊或慣乞，則又甚為寬容了。
對於方先生的詮釋，我感激；對他的灼見，我欽佩。我的那篇短文，對於一位稱職的批評家，所提出的要求，除知識之外，尚有觀點與立場。所以我說：“觀點所以組織知識，有了觀點，乃有井然的透視；立場所以決定批評家對作家與讀者的關係，有了立場，乃有明確的責任。有些批評家的成為二房東，不但是因為他們在學問上隔靴搔癢，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觀點模糊，立場曖昧。”批評家不僅是一部字典或一個舌人，他更應該是一種鑒賞力和一份責任感。
果真有人，像方先生不幸而言中的那樣，以為拙文刻意諷刺那些“不能從原文中汲取知識獲得發現”的作者，而被一針紮痛了，則我隻能表示萬分的遺憾。拙文初無挾外文以傲人之意。我的用意隻是：如果沒有外文的充分修養加上文學的內行知識，最好將自己局限在平平實實的就文論文的批評文字之中，不必強充解人，動輒搬弄什麼派、什麼主義，或是訴諸莎士比亞或葉芝的權威。因為這樣做法，對外行，或有裝飾之功，但對於內行，隻有出醜之虞。因為少數真正的行家，在洞察此輩“文壇齊人”的虛實之餘，盡管不願宣之於筆，但總忍不住泄之於口，或者，至少至少，會交換一個微笑，或一瞥眼色。這種“地下批評”，往往比“地上批評”更接近真相，也更接近未來的批評史。
一位不諳外文的作家，也不一定就不能寫批評文章。不諳外文最多不便評介外國的作品或理論，並不意味著鑒賞力的低下或是直覺的遲鈍。一位批評家，與其生吞活剝數種文字，還不如將本國的文字鍛煉得至精至純。有些人粗通外文，甚至精通外文，但對於該國的文學仍舊是外行。這種例子太多太多了。我就見過某些大學教授，曾在外國留學，也通曉該國文字，甚至研究過該國文學，但是他們用中文譯述或評介該國的文學時，依然文字拖泥帶水，思想雜亂無章，那些粗枝大葉的評語，加在福樓拜身上和加在左拉身上時，並無任何區別。這種介紹性的文章，真像瞎子說媒，說者無心，聽者無趣。自己都不了解甚至也不熱衷，怎麼能激起別人的共鳴？
要求這類半桶洋水的洋學者，這類“文學觀光客”，輸入純正的文學批評，實在是一種奢望。我讀過的某些精彩的批評文章，往往出自像周棄子先生那樣未嚐作“文學觀光”者之手。周先生所寫的王敬羲先生和蘇雪林女士的作品的書評，不但評論的分量銖兩悉稱，而且文字曲折成趣，結果你不但讀了一篇好批評，也欣賞了一篇好散文。能寫這樣一手好散文的作者，對文字的敏感是不言而喻的；對這樣的批評，你立刻便產生了信任。文學功在“表現”（express），而不在“傳達”（communicate）。我幾乎也要說：文學批評何嚐不如此？門肯（Henry Lewis Mencken）就一再強調：所謂批評家，往往是一個偽裝的創作者。也就是說，批評本身也是一種藝術、一種創作；隻有才氣稍遜的批評家，才會把一篇書評當作化學試驗、心理學報告，或是小學生的作業那樣去做。我有一個偏見：即是散文都寫不清楚的作者，絕對不是高明的批評家。文字，是文學這一行的基本工具。連工具都拿不穩，手藝可想而知。一個文字粗鄙的批評家，正如一個衣衫襤褸的裁縫那樣，不能贏得我們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