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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生在《二房東》一文中，用“獨眼龍”來形容欠缺原文知識的作家。事實上，在某種意義上，誰也不能避免做一個獨眼龍。好在文學史告訴我們：大作家不必是語言學家。《聖經》是西方作家們必讀的一本書，但是大多數的西方作家隻能讀它的譯本，而不懂希臘或希伯來原文。事實上，某些英國古典作家所讀的《聖經》，甚至僅是拉丁文本的轉譯，已經是三手貨了。英國作家之中，不乏精通外文的學者，如彌爾頓和安諾德，但是另外一些作家，如莎士比亞和濟慈，則不通外文。所以莎士比亞要利用他人劇本的情節，要依賴何林謝德的“史記”；而濟慈也要仰仗查普曼英譯本的荷馬作品。如果你真有天才，則即使透過翻譯，你也能汲取豐富的營養，甚至比那些“文學觀光客”從原文所汲取的更多，因為你知道如何選擇，而且更善消化。英國浪漫詩人之中，濟慈可以說最欠缺古典文學的原文修養，而托馬斯·坎貝爾（Thomas Campbell）、莫爾（Thomas Moore）等都譯過希臘詩。但是濟慈詩中的古典氣氛甚至精神，反而濃於其他浪漫詩人。
“五四”以來，中國也有不少極為出色的作家，隻能從二手貨的譯介去咀嚼西方。沈從文、周夢蝶、朱西寧、司馬中原，及早期的瘂弦諸位先生，都是令人讚賞的例子。對於這樣的作家，我毋寧加倍地崇敬，像崇敬氣象不凡的“大房客”一樣。問題的關鍵在如何憑自己的直覺和高級的中文修養，去區別那些譯介文字的高下和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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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鑒別一個批評家是否二房東，有一塊試金石。那便是他的文學史觀。千篇一律、崇洋的二房東抱持“進化論”的文學史觀，而崇古的二房東，則堅持“退化論”。在本質上，非常奇怪地，進化論者往往不解現代文學的精義，退化論者又往往昧於古典文學。進化論者的邏輯，是今勝於古、洋勝於土。在他們的想象中，每個現代中國作家必然師承一位或數字西洋現代作家，而且可以很方便地納入什麼派、什麼主義。“浪漫派”“傳統”“學院派”等，是他們最現成的武器，隻要一亮出來，對方便算是判了死刑了。他們最大的“障”，是一種攀龍附鳳的心理（sense of belonging）。其實，這種“雲從龍，風從虎”的心理狀態，確實能給二三流的作者以安全感，但是一位真正成熟而獨立的作家，是不需要這種保障的。
退化論者包括所有的保守頭腦。這是一種文學的保皇黨心情。在這樣的心情下，文學上一切創造的企圖，無論成功與否，都被視為叛逆。這些保守的孤臣孽子，大半是文法家、修辭家、文字學家、文學香客、文壇記者和某些國文教員。對於他們，任何形式的創新，都違犯了文學良民的禁律，且構成對於文學傳統的褻瀆行為。他們完全昧於文學史的演變過程，不明白所謂學者的任務，隻是整理已被公認的作品，而歸納出幾條原則來，說，哪，文學就應該是這樣的，因為杜甫或者歌德曾如此做過。學者的任務，也就是說，好像警察，隻負責維持已經占有的城市的秩序。至於前線的戰事，最好還是交給隨軍記者去報道。作家，便是最前線的戰士，而批評家，便是隨軍記者。也隻是隨軍記者，才能告訴我們，那些最新的武器具有怎樣的性能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