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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的初秋，夏菁和我同客美國。他高踞落基山頂，我遠臥五湖平原，兩地相隔，千五百英裏。九月間，他飛去芝加哥，我則駕車去芝城迎接。參觀了藝術館後，太陽已經偏西，便負著落暉，衝著滿地的秋色，駛回密歇根去。那夜月色清朗，平而直的超級國道，無聲地流著，流一條牛奶的運河。懷鄉人最畏明月夜，何況長途猶長，歸途的終點也不能算家。於是兩人對吟起唐人絕句來，一人一首，結果，是愈吟愈愁。事隔年餘，仍記得當時，吟到“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真感到是那麼一回事，一時“鵝皮”（gooseflesh）都麻了起來。那實在是難忘的一夜。
“鵝皮”也好，“雞皮”也好，誦詩而到高潮，我的反應之中，總會有這麼一點生理的成分。不是冒起雞皮鵝皮，便是目潤喉澀，最敏銳時，更有猝然中箭的感覺。英國詩人豪斯曼在《詩的名與實》一文中，也曾經描述詩對他的作用，是生理甚於心智。他說，在早晨修臉的時候，他盡可能避免想詩，否則一句詩忽然湧現在心中，他的麵肌緊張起來，剃刀便會失手。又說，隨之而來，會有一陣寒戰，自上而下，掃過他的脊椎，且有淚水湧至眼中。最後，豪斯曼說，胃部是這一切感覺的中心。高敢也表示過，看梵高的畫使他的胃不寧。
繪畫到底是空間的藝術，構圖的節奏感對我們生理的節奏（例如呼吸和脈搏），所起的作用，似乎不如詩和音樂一類的時間的藝術，那麼強烈。雖然十分喜愛繪畫，我在麵對一幅傑作時，所經驗的是一種深沉然而緩慢的感動，緩慢，是因為畫家沒有限你一定的時間去領會他的作品。音樂則恰恰相反，其節奏感完全取決於時間；人體的節奏感受到它的影響，隨之疾緩起伏，所以我們在生理上對音樂的反應，總是更為迅速而直接。證之以我個人的經驗。被一段美好的旋律感動時，我會生雞皮、豎汗毛、麻頭頂；但神往於一幅畫的意境時，似乎很少這種生理的現象。
盡管有少數詩人（從喬治·赫伯特到阿波裏奈爾到肯明斯）熱衷於詩的空間表現，詩，在本質上仍是一種時間的藝術。而時間藝術的詩，對我們的作用，盡管是非常心靈的，也是頗為生理的。這一點，似乎有不少的讀者，甚至作者自己，尚無明確的認識。繆斯，一半是神，一半也是女人。她緊扣我們的心靈，但同時也滿足我們的耳目。繆斯而成為啞巴，則所以成為女性的魅力，已經喪失了一半。不幸的是，中國詩的繆斯，已經顯示出變啞的危機了。
對於我，對於中年以上的某些讀者，中國古典詩的朗吟（英文叫作chanting）是可以終身享受的一種高級樂趣。說得輕鬆些，它可以自娛，可以娛人，是雅人名士的一種消遣，一種修養。說得嚴重些，它成為欣賞古典詩的一個必要條件；短如一首五言絕句，不加千百遍的朗誦或低吟，是不可能充分心領神會的。我這一代的中年人，身逢抗戰，經曆種種的不幸，而比起現在的青年來，至少多一件幸事，那就是，懂得如何吟誦古典詩。小時候，我的父母和二舅父都會吟詩。他們雖未著意教我，畢竟耳濡目染，久之我也吟成了自己的一種腔調。其後這種吟哦，或高詠，或低唱，給了我無窮的安慰。今日，我的學生之中，甚至青年詩人之中，據我所知，十之八九都不會吟誦古典詩。某些青年詩人，恐怕還沒有意會到這是一種不利、一種缺陷。默讀唐詩，甚或用今日的語言出聲誦讀，固然也可以獲致相當程度的了解；但比起慢聲朗吟千百次後的那種領會，恐怕相去遠甚。最大的原因，在於前者僅僅是心靈的吸收，而後者加上了生理的沉浸。所謂“熟讀唐詩”，也就是要用生理的適應去幫助心靈的吸收，使那種節奏感，那種聲調，進入肌肉，纏繞每一根神經。
這樣的分析，有些讀者可能認為缺乏“詩意”。但是詩的生理作用，往往可以超越心靈的領會而影響讀者或聽眾。我在美國授中國詩的時候，班上的金發孩子們對我朗吟的反應，總是熱烈的，有些學生甚至要我教他們跟著吟詠。一位學生事後告訴我：他念這一班所留下的最深印象，是某次聽我朗吟《國殤》。其間我也有時應邀去別的大學演講，而當我在演講時朗吟李白或杜甫時，完全不懂中文的聽眾，總是興味盎然。這種反應，大部分屬於生理。反之，我不懂西班牙文，而每次聽到西班牙神父兼詩人勞治國（Father Carlos Orozco）朗誦洛爾卡熾熱的抒情詩，總是感到一種絕大的過癮。又如狄蘭·托馬斯的詩，據有些人說，看起來很費解，聽起來，尤其聽他自己朗誦起來，反而很容易接受，至少會感到，那節奏之中，挾帶著一股強大的說服力。再如喬叟那種中世紀的英文，看起來好費勁，而聽傅良圃神父（Father Fred Foley）念起來，忽然透明得多。不錯，心靈是詩的殿堂，但是，耳朵是詩的一扇奇妙的門。僅僅張開眼睛，是不能接受全部的詩的。我幾乎可以說，一首詩若未經誦出，隻有一半的生命，因為它的繆斯是啞了的繆斯。在台灣，某些詩人鋪張意象而無視於節奏的結果，已經使部分現代詩啞然無聲，不能卒讀。這樣發展下去，也許有一天我們的新詩會啞掉，而古典詩的吟誦，也可能失傳。（例如某些讀者，是不知道什麼是入聲的。而將“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讀成平聲，哪裏還有淒惻之感？）中國文學豈不變成了啞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