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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三年前，幾個重要詩社的成立到現在，現代詩在台灣的發展，已經有一段不算太短的曆史了。就目前的情形看來，除了少數的例外，現代詩人們似乎已麵臨一個過渡時期：舊的局麵已成過去，新的局麵猶待展開。死亡、到異鄉、喪失信心、進入中年，以及其他原因，已經使許多第一代的詩人告別了詩。另一方麵，第二代的詩人之中，似乎還很少有人能夠免於模仿，而臻於成熟。一九六七年的創作的水位標，實在不能算高。詩社和詩刊都不能算少，詩的活動不能算不頻，但是似乎缺少一股活力，不能形成一種潮流。在這種過渡時期，我想就現代詩的名與實，提出一些問題來，略加研討，或有助於旁觀者的了解和當局者的自省。
“五四”初期，新詩往往稱為“白話詩”或“語體詩”。直到現在，仍然有一些人士習用這種稱呼。事實上，這種稱呼是不很適當的。不錯，根據文學史的經驗，一種新文學創始，必然向活生生的口語去汲取生命，從但丁到華茲華斯到艾略特，都是如此。但是，原封不動的口語，隻是詩的語言的原料，而非成品；必須詩人的加工提煉，才能變成至精至純的詩的語言。另一方麵，純口語的用字、遣詞與句法，比較單調、淺顯而狹窄。適度地加入文言和歐化的詞句或語氣，可以大大增進節奏的彈性和變化。分析目前一些較為成熟的現代詩，當能獲致這種結論。“五四”初期的新詩，在文字上每每淺顯、單調，而無餘味，便是因為胡適、冰心等作者過分迷信白話萬能。林語堂先生似乎也有這種迷信。他認為徐誌摩的長處便在運用純粹的口語，他更舉例說徐誌摩在詩中經常用“念頭”代替“思想”。其實，“念頭”與“思想”並不相等，也無法代替。例如“先秦思想史”，怎能用“先秦念頭史”來代替呢？徐誌摩的長處，像他在“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中所表現的，毋寧是部分的歐化。後來，有象征傾向的李金發等，更在歐化之外，融入文言的成分。這種以白話為主、以歐化文言為輔的三合土，對台灣現代詩的影響頗深。目前一般“老式的新文學信徒”，習於胡適式的純白話詩，便幻想現代詩“不能卒讀”了。
當然，我絕對無意鼓勵青年作者，在未能駕馭文字之前，便去做“文白夾雜”的塗鴉遊戲。回憶十年前詩刊上的“乃有”“我遂”的句法，令人啞然失笑。因此我想到另一個不幸的名詞，那便是：“自由詩”。所謂“自由詩”，原是惠特曼創始，並經意象派詩人們鼓吹的一種“沒有詩體的詩體”。細加分析，便不難發現，所謂“自由詩”的特質，都是消極的：不要韻，不要音律，不必講究行與節的多寡與長短。它隻是把“格律詩”全拆散了，正如畢加索和布拉克把“印象主義”拆散成“分析的立體主義”一樣，而正如“分析的立體主義”隻是一個過渡一樣，“自由詩”也隻是“格律詩”到“現代詩”的一個過渡。沒有一個成熟的詩人能夠長久安於這種消極的詩體的。“藝術之中沒有自由。”一個詩人必須在消極的“不要這樣，不要那樣”之外，做一些積極的形式上的建樹。也就是說，他在解除了前人的形式之後，必須自己創造出一種新形式來，讓自己，至少讓自己去遵循。當他寫下第一行時，便已伏下了第二行第三行甚至最後一行的各種因素。一位詩人有自由不遵守前人的任何形式，但是，如果他不能自創形式並完美地遵循它，那他便失敗了。以無易有，是不可能的。因此，嚴格地說來，所謂“自由詩”，並不自由，也不容易，因為創造一種新形式來讓自己遵守，比僅僅遵守前人已有的形式，是困難得多了。也因此，許多人把“自由詩”當作“形式的租界”，逃到那裏麵去寫一些既無節奏又無結構的東西，是注定了要失敗的。
“新詩”是一個最普遍的名詞了。在二分法的原則下，凡不是“舊詩”的詩創作，似乎都成了所謂的“新詩”。“五四”早期的詩，甚至今日報刊上常見的詩，實在隻應該叫作“白話詩”，因為那隻是淺顯化的口語化的“舊詩”。也有人（包括現代詩作者自己）把目前的“現代詩”叫作“新詩”。所以“新詩”這個名詞實在內容駁雜、定義含糊，而且，照目前的情形看來，恐怕還要繼續含糊一個時期。
這就牽涉到所謂“舊詩”一詞了。目前，幾乎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大學的中文教授及“舊詩人”本身，把“五四”以前的詩，一律諡為“舊詩”。這是非常不當的。例如李白的詩，飄然不群，距離我們雖已十二個世紀，仍像剛從樹上摘下來時那麼飽滿、新鮮。有一次，我從美國去加拿大的蒙特利奧城，拜訪相識已有二十年的一位中國朋友。小聚三日，我從蒙城再開車回美國去。臨別的時候，他站在異鄉的街頭，孤零零的一個人，向我遙遙揮手，自然而然，我吟起“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這些詩句，雖已有一千兩百歲了，仍新得令人感極涕下。以李白之萬古常新，而謂之“舊詩”，是一種錯誤，不，是一種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