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建議學者和作家，將李白那千古不朽的傑作，改稱“古典詩”，而將“舊詩”一詞，保留給“五四”以後仍然有人在寫的律絕與詞曲之類。西洋各國文學，大半稱前代傑作為“古典”，從無“舊詩”一詞。英國文學史上，固然也有所謂old english和old english poetry，但那是“古文”“古詩”之意。英文“old”一詞，可訓“古”“老”“舊”諸義；而中文“舊”一字，似乎隻有貶義。至於“古典”（classic）一詞，則無分中外，不但在時間上，有陳年佳釀之意，抑且在評價上，有萬選青錢之譽；應該是更為恰當的。
最後，便要考慮“現代詩”的正名了。“現代詩”一詞，除了大陸時期的曆史淵源而外，在台灣也已沿用了十幾年了。近年有人要取消這個名詞。我以為沒有必要。姑不論一名既立，不可能像換街名一樣，說換就換。即以“現代詩”在台灣這十幾年的發展而言，作家輩出，解釋互異，無論在創作上或理論上，“現代詩”的含義早已曆經變遷，屢加修正，成為更豐富，更有彈性，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更中國化的一種新藝術，不完全是當初所鼓吹的，所謂自波德萊爾以降的“橫的移植”了。舉一個例，像鄭愁予、周夢蝶、葉珊、敻虹、張健等詩人的作品，無論如何分析，恐怕“縱的繼承”的成分還是多於“橫的移植”，而且，橫擺豎擺，恐怕都擺不進所謂“擁抱工業文明如擁抱妓女”的現代主義裏去。
當代的任何詩人，都有權利，將他自己所經驗的生命、所認識的世界，用他自己認為最持久最有效的方式，去表現出來。如果他看見的，不是飲苦艾酒或高粱酒的麵目模糊的個人，如果他愛的，不是太妹或妓女，如果在生存的空間裏他看見的不是機器橫行的都市，如果他內心所感受的，是生之喜悅和活力，而不是“對於社會及其一切組織采取一種敵對的態度”，那麼任何人，即使是藍波加上阿波裏奈爾加上斯彭德，也沒有權利要求他用別人的方式去表現別人所經驗的世界。
上述鄭愁予等幾位詩人的作品，若不名之為“現代詩”，恐怕也就無以名之了。我一向主張“現代詩”分狹、廣二義。狹義的“現代詩”應該遵循所謂現代主義的原則：以存在主義為內涵，以超現實主義為手法，複以現代的各種現象，例如機器、精神病、妓女等為意象的焦點。廣義的“現代詩”則不拘於這些條件。在精神上，它不必強調個人的孤絕感和生命的毫無意義；在表現方式上，它不必采納超現實主義的切斷聯想和揚棄理性，因為那是不可能的，更因為，表現上的清晰不等於淺顯；在意象上，它甚至可以快樂地忘記工業社會的種種，而自己去尋找一組象征。一句話，廣義的“現代詩”可以免於狹義的“現代詩”的種種姿態。
我無意在此非難所謂現代主義的信徒。篤信現代主義而且將那種經驗真實並完美地表現為詩的作者，是值得我們尊敬的。但並非每位詩人都有那種經驗和表達那種經驗的能力，於是不少作者，為求速成，為求短期之間能領到現代詩人的身份證，乃舍本逐末，做出一種孤絕而痛苦的姿態，或者語無倫次的腔調。在另一方麵，廣義的“現代詩”也未能免於模仿之災。用鈍了水手刀之後，便爭相去采蓮，而將新古典主義汙染成假古典主義。曾經，我擬稱從《夢土上》到《蓮的聯想》的一類詩為“現代詞”。不過巧立名目是沒有多大益處的。我仍然希望，有一天，這些名詞都變成曆史的陳跡，大家隻說詩而不說“新詩”，那時，“舊詩”完全沒人寫了，而“古典詩”也不再堅持與“現代詩”脫離父子關係了。
下
說過“現代詩”之名，我想再就“現代詩”之實，提出兩個重要的問題，略加論述。現代詩的實質，當然不止這幾個問題；這幾個問題，也不是這篇短文所能解決。現在我將它們提出來，是因為在目前，它們最令作者及讀者感到困擾。而我之所以討論這些問題，也有一半是要稍稍整理自己的思想。像我的其他批評文字一樣，這篇短文隻是一個詩人自己的工作手冊或備忘錄，並無為人立論之意。
首先，我要談談所謂“主知”的問題。“主知”原是古典主義的精神之一。批評大師艾略特以為歐洲文學，在文藝複興時期，並無感性（sensibility）之分裂。他認為十七世紀詩人約翰·多恩的作品裏，機智（wit）和激情（passion）是融合在一起的。但是到了十八世紀，詩人抑激情而揚理性；十九世紀的詩人則反過來，抑知而縱情。於是作者的感性便分裂而不得調和。在二十世紀初的反浪漫運動之中，艾略特和其他作家遂自然而然提出“主知”，以糾正浪漫主義的“縱情”，因為浪漫主義的末流往往淪為“感傷主義”。所謂“主知”，應該是指作者之著重觀察與思考，而不僅僅（像偏激的浪漫主義者那樣）憑借感情與想象。古典大師的批評家安諾德，便指責浪漫詩人“所知太少”。艾略特甚至把自己的第一卷詩集叫作《普魯夫洛克及其他觀察》。觀察所以辨認，思考所以了解；有了這樣的條件，一個作家才能知世而且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