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任何運動都可能產生矯枉過正的後果，為首倡者始料不及。主知的古典，重情的浪漫，原是“藝術人格”的兩大傾向。抑知縱情，固然導致感傷。過分壓抑情感，也會導致枯澀與呆板，終至了無生趣。我們隻要看看，在詩的類別之中，著重觀察的“摹狀詩”（descriptive poetry）多屬下品，著重思考的“哲理詩”（philosophical poetry）屬於少數，且每每無趣，“抒情詩”不但是最大的部門，而且傑作最多；便不難窺認其間真相。在英美，過分主知的結果，已經使一般作者不必要地壓抑自己抒情的本能，落筆便作未老先衰，未行動先囁嚅之狀。浪漫的詩可以說是青年人寫給青年人看的詩。某些現代詩，則成為青年人寫的中年詩甚或老年詩；一時詩壇上盡是普魯夫洛克的影子。
然而抒情的需要是無法否定的。即連有些喊出“主知”口號來的詩人，也無法不在自己的作品中抒情。有的非但一任情緒泛濫，而且似乎置個性於藝術之上。這種情形，去艾略特的“無我說”遠矣。艾略特的詩中，幾乎不願讓單數的第一人稱露麵。所以等到年輕而激情的狄蘭·托馬斯一出現，且大聲地說出“我”來時，讀者們便如釋重負，感到一種本能的解放，而熱烈地歡呼起來。抒情，而不流於縱情，不流於涕泗滂沱，應該是任何詩人，尤其是青年詩人的基本權利。
其次，我要談一談“價值”的問題。西方文化，自從工業革命和進化論以來，機器代替了上帝，都市抹殺了個人，農業社會的價值觀念和宗教的信仰，便麵臨崩潰了。維多利亞時代的作家，如丁尼生和狄更斯，還可以將希望寄托在社會的進步和繁榮；後期的吉普林和威爾斯，麵對大英帝國和科學，也還能夠保持十九世紀的樂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世人對科學文明也幻滅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學，更令人對理性發生懷疑。艾略特的《荒原》《小老頭》《空洞的人》，反映了西方人心靈的空虛和一切價值的崩潰。於是龐德要回到曆史和古典，葉芝要自創神話，去發掘詩的主題。三十年代的奧登和斯彭德，更對於周圍的工業社會，劇烈地抨擊，而有所謂“左”傾的文學。
我個人對於孔子的某方麵思想甚有敬意，但是我並非儒家的信徒。盡管如此，我不能否認，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建基於人文主義和農業社會的價值觀念，並無太多宗教的精神。因此，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麵臨的價值混亂問題，似乎與西方文化界所麵臨者不盡相同。然則，以一個現代中國人，處於中國式的內憂外患，麵對中國式的價值混亂，竟去耘人之田，“為西人擔憂”，為另一種文化價值的崩潰而精神失常；這樣做法，是否適當，其後果，是否有將中國現代文學附麗於西方現代文學之嫌，值得詩人們考慮。
同時，無論時代多麼混亂、痛苦，一個人如果要活下去，仍然需要價值和意義。至於那是怎樣的價值和意義，似乎倒是次要的問題。葉珊曾說，沒有一個大詩人是頹廢的。此點我完全同意。反過來說，凡大詩人，必抱持某種價值觀念。就我所知，現代詩的大師們，如裏爾克，如瓦雷裏，如葉芝，如艾略特，如佛洛斯特，如肯明斯、格雷夫斯、奧登和狄蘭·托馬斯，沒有一個不是肯定生之意義的。緊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表《荒原》的艾略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卻思考時間與永恒的關係，並追求一種持久的價值，而寫下了《四個四重奏》的後半部。
混亂屬於時代，但信仰屬於個人。如果你相信有神，神便為你而存在。這是可以純由個人決定的事情。“我不一定認為人是有意義的，我尤其不敢說我已經把握住人的意義，但是我堅信，尋找這種意義，正是許多作品最嚴肅的主題。”六年前自己說過的這句話，現在，我仍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