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先生的翻譯，初不限於莎士比亞。即使從未譯過莎士比亞，梁先生仍可稱翻譯名家。據我所知，除戲劇外，他譯過的作品尚包括《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呼嘯山莊》《織工馬南傳》《吉爾菲先生的情史》《彼得潘》《沉思錄》《百獸圖》等多種。其中最不為人知的《百獸圖》（Animal Farm），是英國小說家兼批評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一九四五年的作品。《百獸圖》不叫主義，不喊口號，表麵上毫不“戰鬥”，也絕無“史魔”“黑酋”之類的字樣，然而透過鮮活的寓言形式，專製者如何愚民、欺民、虐民的種種手段，莫不躍然紙上。這樣子的作品，才能自拔於宣傳，而稱為“藝術”。這樣子的作品，不但在此時此地，即千百年後，也將儕於《格列佛遊記》之列，而仍為人性永恒的反映。
就像這樣，四十年來梁實秋先生一直默默地在做一些很重要的文學工作。我們今日對梁先生如此尊敬，不僅因為他是一位翻譯家，更因為他是一位散文家，一位具有堅定信仰和獨立思想的批評家。“梁實秋”這三個字和翻譯是不可分的。他主持過台灣編譯館，也主持過協誌工業振興社的名著譯叢；他譯過戲劇，也譯過小說、散文和詩。《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的出版，更提高了他在這方麵的地位。散文方麵，他的文字兼文言白話之長，能俗能雅，他的境界在晚明小品與英國文學中從蘭姆到比爾博姆（Max Beerbohm）的散文傳統之間，親切、機智，而饒有諧趣。我自己的散文不朝這個方向發展，但是我相信這是散文一個廣闊的方向，惜乎傳人漸少，而某些效顰的作家似乎昧於“詼諧”與“滑稽”之別，“諷喻”與“尖刻”之分，逐俗逞凶，每墮惡趣，終不能自拔。
可是，這許多梁實秋之中，對於中國新文學最具重大意義的，是批評家梁實秋。三十年前，梁先生撰寫的文學批評，重刊於台灣的，有納入文星叢刊的《浪漫的與古典的》與《偏見集》兩種。來台後，較重要的批評文集尚有同一叢刊的《文學因緣》。從這幾本書看來，我認為作者是“五四”以來，自由主義的少數真正批評家之一。正因為如此，他注定了要反對以文學為政治工具的“左派”文人等，身受英美式自由教育並信奉儒家溫柔敦厚之旨的梁實秋，如果當時麵臨的是納粹或法西斯，照樣也會成為一個反對的聲音。
在三十年代的中國，麵對“左派”文人壓倒性的優勢，梁實秋先生敢以一支獨立的筆，向那些“穿製服的作家”挑戰並且應戰，是值得我們欽佩的。在浪漫主義的末流（所謂“革命文學”，所謂“普羅文學”，實質上也隻是一種傷感文學）泛濫之際，梁實秋獨舉古典精神，再三強調安諾德所標示的“沉靜地觀察人生，並觀察人生的整體”。在口語的鄉土文學流行之際，梁實秋指出口語並不等於文學。在“左派”文人高呼“階級性”第一的時候，梁實秋指出“階級性”的偏窄與“人性”的普遍。在“左派”文人高呼文學進化論時，梁實秋卻宣揚“文學的永久性”，認為綏拉菲摩維支的短暫終不能掩蓋彌爾頓的永恒。在“左派”文人叫囂文學大眾化的時候，梁實秋獨憂粗俗的大眾化隻有降低文學而不能提高大眾。他說：“雅俗共賞的文學，當然是可能的。例如《水滸傳》之類的小說，便是個標樣，可是坐在大鼓場中聽水滸，與坐在書室裏批點水滸，其興味是不一致的。雅俗可以共賞，所賞者未必是一回事。”
十幾年來，梁先生赴美講學的機會是多而又多的，可是他的選擇一直是這個島嶼，他的選擇是留在這裏，從事教育與譯著。十幾年來，他一直相信彌爾頓的一句話：“當同胞們為自由而戰的時候，一個人竟為了享樂而漫遊海外，我認為是一件可恥的事情。”這種風骨，和某些人相比之下，簡直是判若雲泥了。這樣子的一位學者、散文家、批評家，而完成了如此龐大的《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的譯述工作，應該是中國文學界加倍慶祝的原因。中國的文學界，不僅向翻譯家梁實秋，更向學者、散文家，尤其是批評家的梁實秋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