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民族，本來是以自己的鼻子為宇宙感的中心的。一百年前，那鼻子像是給鴉片的火災燒焦了。從此，焦鼻子聞到的，隻是地中海的芬芳、巴黎的馥鬱、倫敦的成熟、紐約的蓬蓬勃勃，而古老大陸本身的稻香、麥香、草香和幾千年戰爭的血也染不醒的，泥土的香，反而顯得敻遼而陌生了。不過，焦鼻子到底是焦鼻子，嗅覺已經不那樣精確，所以隻要是遙遠的氣味，尤其是西風裏嗅來的，聞到什麼就喜歡什麼，沒有選擇，而自己腳下踩著的土壤和這土壤上的一切，倒愈聞愈像有股黴腐味了。
自信心的喪失，已經是一百多年的事了。在自卑感的壓抑下，這民族表現了兩種不同的反應：一種是排外，一種是崇洋。前者是國粹派，後者是國際派，前者妄想保持五口通商以前的原狀，不明白所謂文化，原是有生命的東西，不可能永久冷藏在曆史的冰箱裏的，後者拋棄傳統唯恐不及，效顰西方唯恐不似，但是不明白，文化原是生活加上心靈加上時間的一種東西，不是像借一條領帶那樣地容易擁有。
我們這一角所謂文壇，在某種意義上，仍然是西方現代文學的一小塊殖民地。這種“澳門文學”是充滿了矛盾的。它熱心吸收西方的現代文學，但同時排斥西方的傳統（古典文學，浪漫文學等）如排斥有毒的細菌。這種做法，就像一麵在歡迎一個英俊的青年，另一麵又堅持他不得具有自己祖先的血液，甚至也不得回憶自己的父親一樣。我們不難想象，抽去了《聖經》和希臘古典之後，西方的現代文學還留下了什麼。抽去了但丁，還留下多少的艾略特呢？抽去了布雷克，還留下了多少的葉芝？我們的“澳門文學”信徒，一麵津津樂道艾略特和葉芝，一麵卻恥於研究文藝複興和浪漫主義，就像一個人去河邊汲水，隻要下遊的水而不要上遊的水，不知道下遊的水原是從上遊流下來的。
在另一方麵，下遊的水和下遊的河床甚至下遊的風景，是有密切關係的。如果因為那條河在地中海入口處呈S形且常泛濫，把那種河水注入黃河以後，也非要它在渤海入口處扭成S形且常常泛濫不可，那就可笑了。例如達達主義，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一群畫家和作家，以混亂而荒謬的方式抗議混亂而荒謬的戰爭的一種產物。大戰一結束，達達主義的社會背景不再存在，達達主義便消失了。如果我們硬要把達達“移植”到此時此地的中國來，這棵怪樹，恐怕一過鬆山海關就要萎掉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二十年代初期，“達達”在德國彙入了無政府主義，在法國，則變成所謂超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的放逐理性，揚棄美學及道德律，以及它的提倡自動語言和切斷意象，一方麵固然深受弗洛伊德的影響，另一方麵也是逃避現實，逃避科學至上的工業社會的現實的一種表現。一種文學，不幸而成為逃避現實的租界，就是頹廢的文學，而偉大的文學與頹廢是相去甚遠的。超現實主義名為探索“高一層的現實”（super-reality），事實上等於放棄了廣闊的現實麵，也就是對科學和工業讓步了。另一方麵，由於超現實主義隻承認放逐理性後的瞬間且破碎的經驗，它對於人生的處理，也是曖昧、破碎、麵目模糊的。這樣子的文學，是我們急切需要的嗎？
這樣子的一種主義，含含糊糊地“移植”到這島上來之後，是功過參半，甚且過多於功的。我們必須承認：超現實主義對於想象確實不無解放之功，對於潛意識的探索也甚有鼓勵。但是，它的副作用竟超過了它的藥力，而陷我們的現代詩於混亂與破碎。它的副作用所及，使一般失去把握的青年作者過分醉心追求繽紛繁複的意象，甚至為意象而意象。所謂意象，原是主題的具體化，或者經驗的客體化；如果它超過了主題表現上的需要，則使一首詩充滿了令人分心的不必要的細節，而有部分壓倒整體之感。一首詩的成功，不在意象的繁複，而在意象能夠有效地緊扣住主題。目前，這個島上的現代詩，最嚴重的病態之一，便是意象上毫無節製的鋪張，以致紛紜的細節，或因雷同而相淆，或因不類而相抵，令讀者難以把握“視覺的焦點”。詩，應該是經驗的秩序化。經過這種秩序化後，複雜而零亂的經驗，才能夠濃縮、集中，且產生意義。詩，應該是一種澄清的過程（process of clarification）。我們目前的現代詩，似乎正在走反澄清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