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步結論是：由於對超自然世界的觀念互異，中國文學似乎敏於觀察、富於感情，但在馳騁想象、運用思想兩方麵，似乎不及西方文學；是以中國古典文學長於短篇的抒情詩和小品文，但除了少數的例外，並未產生任何宏大的史詩或敘事詩，文學批評則散漫而無係統，戲劇的創造也比西方遲了幾乎兩千年。
可是中國文學有一個極為有利的條件：富於彈性與持久性的文字。中國方言異常分歧，幸好文字統一，乃能保存悠久的文學，成為一個活的傳統。今日的中學生，讀四百年前的《西遊記》，或一千多年前的唐詩，可以說毫無問題。甚至兩千年前的《史記》，或更古老的《詩經》的部分作品，借注解之助，也不難了解。這種曆久而彌新的活傳統，真是可驚。在歐美各國，成為文言的拉丁文已經是死文字了，除了學者、專家和僧侶以外，已經無人了解。在文藝複興初期，歐洲各國尚有作家用拉丁文寫書：例如一五一六年托馬斯·莫爾出版的《烏托邦》，和十七世紀初彌爾頓所寫的一些挽詩，仍是用拉丁文寫的。可是用古英文寫的《貝奧武夫》，今日英美的大學生也不能懂。即使六百年前喬叟用中世紀英文寫的《康城故事集》，也必須譯成現代英文，才能供人欣賞。甚至三百多年前莎士比亞的英文，也要附加注解，才能研讀。
是什麼使得中文這樣曆久不變、千古長新的呢？第一，中國的文字，雖曆經變遷，仍較歐洲各國文字為純。中國文化，不但素來比近鄰各國文化為高，抑且影響四鄰的文化，因此中國文字之中，外來語成分極小。歐洲文化則交流甚頻，因此各國的文字很難保持純粹性。以英國為例，曆經羅馬、盎格魯-撒克遜、丹麥和日耳曼各民族入侵並同化的英國人，其文字也異常龐雜，大致上可分為拉丁（部分由法文輸入）、法文和古英文（盎格魯-撒克遜）三種來源。所以在現代英文裏，聲音剛強含義樸拙的單音字往往源自古英文，而發音柔和意義文雅的複音字往往源自拉丁文。例如同是“親戚”的意思，kith and kin便是頭韻很重的剛直的盎格魯-撒克遜語，consanguinity，便是柔和文雅的拉丁語了。哈姆雷特臨終前對霍拉旭說：
If thou didst ever hold me in thy heart,
Absent thee from felicity a while,
And in this harsh world draw thy breath in pain,
To tell my story.
曆來為人所稱道，便是因為第二行的典雅和第三行的粗糙形成了文義所需要的對照，因為霍拉旭要去的地方，無論是天國或死亡之鄉，比起“這苛嚴的世界”，在哈姆雷特看來，實在是幸福得多了。在文字上，所以形成這種對照的，是第二行中的那個拉丁語係的複音字felicity和第三行那些盎格魯-撒克遜語係的單音字。這種對照——不同語係的字彙在同一民族的語文中形成的戲劇性的對照——是中國讀者難於欣賞的。
其次，中國文字在文法上彈性非常之大，不像西方的文法，好處固然是思考縝密，缺點也就在過分煩瑣。中文絕少因文法而引起的字形變化，可以說是inflection-free或者non-inflectional。中文的文法中，沒有西方文字在數量（number）、時態（tense）、語態（voice）和性別（gender）各方麵的字形變化；例如英文中的ox, oxen; see, saw, seen; understanding, understood; songster, songstress等的變化，在中文裏是不會發生的。單音的中文字，在變換詞性的時候，並不需要改變字形。例如一個簡單的“喜”字，至少可以派四種不同的用場：
（一）名詞 喜怒哀樂（cheer）
（二）形容詞 麵有喜色（cheerful）
（三）動詞 問何物能令公喜（cheer up）
（四）副詞 王大喜曰（cheerfully）
又因為中文不是拚音文字，所以發音的變化並不影響字形。例如“降”字，可以讀成“絳、祥、洪”三個音，但是寫起來還隻是一個“降”字。又如今日漢語中的一些音（白、雪、絕），在古音中原是入聲，但是聲調變易之後，並不改變字形。英文則不然。姑不論蘇格蘭、愛爾蘭、威爾士等地的方言拚法全異，即使是英文本身，從喬叟到現在，不過六百年，許多字形，便因發音的變化影響到拚法，而大大地改變了。據說莎士比亞自己的簽名，便有好幾種拚法，甚至和他父親的姓，拚法也不相同。
中國文法的彈性，在文學作品，尤其是詩中，表現得最為顯明。英文文法中不可或缺的主詞與動詞，在中國古典詩中，往往可以省去。綴係動詞（linking verb）在詩和散文中往往是不必要的。“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就夠了，什麼“是、為、係、乃”等綴係動詞都是多餘。又如“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兩句沒有一個動詞。賈島的《尋隱者不遇》：
鬆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
隻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四句沒有一個主詞。究竟是誰在問，誰在言，誰在此山中，誰不知其處呢？雖然詩中沒有明白交代，但是中國的讀者一看就知道了；從上下文的關係他立刻知道那是詩人在問，童子在答，師父雖在山中，童子難知其處。換了西洋詩，就必須像下列這樣，把這些主詞一一交代清楚了：
Beneath the pines look I for the recluse.
His page replies: “Gathering herbs my master''''s away.
You’ll find him nowhere, as close are the clouds,
Though he must be on the hill, I dare say.”
中文本來就沒有冠詞，在古典文學之中，往往也省去了前置詞、連接詞，以及（受格與所有格的）代名詞。以華茲華斯名詩《水仙》首段為例：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That floats on hihills,
When all at once I saw a crowd,
A host, of golden da ff odils;
Beside the lake, beneath the trees,
Fluttering and dancing in the breeze.
如果要陶潛來表達同樣的意境，結果中文裏慣於省略的詞都省去了，可能相當於下列的情形：
wander lonely as a cloud
float high over dale hill
all at once see a crowd
a host golden da ff odil
beside lake beneath tree
flutter dance in breeze
中國文學的特質，在麵臨翻譯的時候，最容易顯現出來。翻譯實在是比較文學的一個有效工具，因為譯者必須兼顧兩種文學的對照性的特質。例如“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其中的鳥和花，究竟是單數還是多數？在中文裏本來不成其為問題，在英文裏就不能不講究了。又如“三日入廚房，洗手做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嚐”一詩，譯成英文時，主詞應該是第一人稱呢，還是第三人稱？應該是“我”下廚房呢，還是“她”下廚房？至於時態，應該是過去呢，還是現在？這些都需要譯者自己決定，而他的抉擇同時也就決定了作品與讀者之間的關係：譬如在第一人稱現在式的情形下，那關係便極為迫切，因為讀者成了演出人；在第三人稱過去式的情形下，那關係便淡得多，因為讀者已退為觀察人了。李白兩首七絕，用英文翻譯時，最應注意時態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