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一位作家，生前蹭蹬潦倒，或遭人誤解，或受人冷落，眼看曲士得意、豎子成名，往往隻有寄望於曆史的評價。丹麥思想家克爾凱戈爾生前看盡世人的白眼，且以瘦脛的星象家與戴禮帽的公雞之姿態，出現在哥本哈根報紙的漫畫之中。死前不久，他說：“我死後，世人將同聲讚美我，而讚美的語氣，將使青年誤會我生前曾受人尊崇。這，也是真理在現實中蒙受的歪曲之一部分。以卑劣相向的時人，一旦我死了，將一反昨日的議論，而一切陷於混亂。”
一位作家的價值，很難獲得定評，生前如此，身後亦然。生前，他容易招人曲解，致天下之惡皆歸之；身後，他既已成為偶像，世人對他的溢美，也每每鄰於迷信。相反地，也有生前享盡聲譽，死後光芒畢斂或惡名橫加的例子。而無論是低估（underestimate）或者過譽（overestimate），都不是一位作家應得的報酬，也會導致文學史的混亂。一般說來，我們對一位作家的惡評往往發自內心，但對於一位大師的稱揚則往往出於附和，因為無論你如何詬罵莎士比亞，都不能稍減莎翁的權威，相對地，這樣做，隻能自絕於風雅。因此，在梁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的慶祝會上，社會名流，數以百計。其中究有幾位能欣賞原文的佳妙，又有幾位曾經認真讀過中文譯本？如果當場舉行一次臨時考試，恐怕將會證實，大半的來賓僅僅具有看銀幕上的“王子複仇記”的資格吧。王彥章所說“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是另有用意的。對於附庸風雅之輩而言，一位大作家死後，除了名字之外，還留下了什麼呢？
蓋棺而論不定，於莎士比亞為尤然。莎士比亞死後七年，班江生即寫了一首長詩讚美他，稱他為大師，並說他“不屬於一代，屬於千秋”。又七年之後，年輕的彌爾頓寫了一首短詩獻給他，說他的盛名何須金字塔的見證。但三十多年後，進入複辟時期，在法國文學批評，尤其是布瓦洛的影響下，一些平庸的作家，對於不屑遵守古典戲劇格律的莎士比亞，表示不滿，甚至視為“野蠻”。日記家佩皮斯（Samuel Pepys）對莎翁戲劇的反應，可以代表十七世紀後期的一般態度。他在日記裏這樣記載：“今日同去看了《仲夏夜之夢》，生平看過的戲裏，沒有比這更乏味、更可笑的了，我決不要看第二遍。”十八世紀的英國文壇，對於莎士比亞不能說不夠重視，但是一個彌漫著理性主義的時代，是無法了解浪漫的莎士比亞的。當時的詩壇泰鬥蒲柏，曾自不量力，編了一套莎士比亞全集，結果是謬誤百出，為專家蕭博德所笑。對莎士比亞的崇拜，始於十九世紀初的浪漫主義；在柯勒律治、蘭姆、哈斯立特、德昆西的批評之中，崇莎熱（Shakespeare idolatry）臻於高峰，迄二十世紀而不衰。可是在外國，莎士比亞的股票亦時漲時跌。法國浪漫派的大師們，如雨果、繆賽、戴拉克魯瓦和貝遼士，固然將莎士比亞奉為神明，但是在十八世紀，伏爾泰曾經對莎翁大肆攻擊。伏爾泰曾經留英三年，回國後屢在作品中介紹莎翁，但等到法國的文藝界顯示崇莎的傾向且將莎士比亞與法國悲劇大家高乃依相提並論的時候，伏爾泰竟因妒生嗔，譏莎翁粗鄙不文，說“莎士比亞是一個野人，隻有幾星天才的火花，在可怖的夜裏閃現而已”。
某些文學批評，常從唯物史觀的角度，攻擊莎士比亞。十九年前，我念廈門大學外文係二年級的時候，有一位患“左傾”幼稚病的同學，在報上發表了一篇這樣的文章，指控莎士比亞為貴族階級的禦用文人、戲院的股東、女皇的佞伶。憤怒的我，立刻和他展開論戰，為莎翁洗刷莫須有的罪名。事實上，當時我對於莎劇的種種，並無深切了解。
在“左傾”的浪潮中，中國的古典大師往往成為罪人，被拖出來“鞭屍”。中年以後的聞一多，生活困苦，情緒緊張，在同情郊寒島瘦之餘，竟然誣蘇軾作幫閑文人，充倜儻才子。陶潛的命運，似乎也飄搖不定。中國詩人郵票四種，有白居易而無陶潛，擁陶派情何以堪？以陶潛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而言，在詩宗詞曹之中，難道連四名以內都考不上？白居易固然成就可觀，但他那種憂時愛國的寫實風格，標出杜甫一人已可概括其餘，何必於此風格亮、瑜並列，而於高士襟懷則獨付闕如？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曾自謙說：“古人雲：‘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仆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白居易可以說是詩人之中最為幸運的一位，不但及身而享盛名，眼見自己的大作，題於“鄉校佛寺，遊旅行舟之中”，詠於“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即在千載之後，無論海內海外，亦皆香火不絕。在海內，他已經上了最高額的三元郵票。在海外，經阿瑟·韋利等人的再三譯介，Po Chu-i的大名，久已淩駕杜甫，媲美李白。
古人棺木已朽，議論尚猶未定。今人墳土未幹，評價自然更難一致。胡適去世已經六年，倒胡的遺老宿儒迄今仍喋喋不休，咬定白話文斷送了中國的固有文化，而西化思想是中國一切亂源。擁胡人士則趨向另一極端，猶津津樂道他牙牙學語的白話詩和已經落伍的美學思想。在動蕩的現代中國，大多數的名作家，恐怕都要暫時懸在棺已蓋而論未定的虛空中，等待塵土落定，曆史來為他們從容畫像。例如周氏兄弟，今日棺已皆蓋，而時論紛紛，就是現代文學史典型的問題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