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已八旬有三的美國詩人龐德，也是這樣的一個問題人物。但有時，那“問題”不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而是美學的。從文學史的觀點看來，後者毋寧是更為嚴重。例如“五四”人物中，徐誌摩的詩和朱自清的散文，素為新文學的讀者所稱道，迄今仍有不少人，言新詩必舉《再別康橋》，言散文則必推《背影》，好像自二十年代迄今的四十年中，中國的新文學貧乏得隻留下這麼兩篇小品。事實上，從現代文學的標準看來，徐誌摩隻能算是一個次要詩人。以浪漫詩人為喻，他的地位大約相當於托馬斯·莫爾（Thomas Moore）或者拉尼爾（Sidney Lanier）。拿徐誌摩來比擬拜倫或雪萊，是外行人語，因為他既無《唐璜》那樣豐富的巨著，也沒有《西風頌》《致雲雀》《雲》那樣精純的力作。至於朱自清的散文，清暢平易而已；這種隻求無過不望有功的文體，比起前賢的前後《赤壁賦》一類傑作，直如淡茗之於醇醪。
文學批評，常有影響力（influence）一說。傳統的觀念，以為所謂影響，隻是前人施之後人，呈單行（one way）狀態。事實上，後人對前人，今人對古人，也是有影響力的。文學史的透視，往往因為加入了新的因素，而呈現新的全景。某一時期的文學，誰是主角，誰是配角，原來秩序井然，尊卑有別，成為一個所謂hierarchy等級製度；可是到了下一個時期，由於美學思想變了，或者發現了新的史料，前一時期的文學原有的秩序，便必須加以修正了。例如唐人的文學批評，並尊李杜，到了宋人筆下，便尊杜而抑李；更有以老杜、山穀、後山、簡齋為一祖三宗之說。又例如在十九世紀後期，丁尼生幾有獨步詩壇之概，到了二十世紀，反浪漫運動既興，便有人將白朗寧置於丁尼生之上，等到霍普金斯的詩集出版，丁尼生在維多利亞時期的壓倒性優勢，更是搖搖欲墜了。
因此蓋棺不定論，可作三解。第一，偉大並無絕對可靠的標準。文學風氣多變，批評思想日新，今日的巨人可能變成明日的侏儒，因為明日的尺寸將異於今日，或因一位新巨人之發現而使舊巨人“矮了半截”。一位名作家，常以另一名作家為“假想敵”，念茲在茲，以為身後與爭千秋之名者，當為斯人無疑。結果可能兩人都假想錯了：從一個不知名的角落裏，忽然閃出一個無名的角色，把桂冠摘去。拜倫一生妒忌湖畔詩人，嚐謂詩壇非一家禁地，班主寶座，當有史考特、羅吉士、甘寶、穆爾、克拉布相與競逐，不料上述五人皆屬配角，而真正的主角卻是他所忽略的雪萊和濟慈。第二，同行相妒，文人相輕。一位作家常會幻想，百年後，曆史當是我所是，而非我所非。事實上，曆史的演變常由相對甚或相反的力量所促成；在某一時期之內，基督固然取代了愷撒，但從整個曆史著眼，則愷撒仍是愷撒，不容抹殺。當時曾是敵人的作家們，在文學史上往往是香火共事、秋色平分的。冤家果然路窄。“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結果仍是王楊盧駱，擠在一間小廟裏。革命黨的彌爾頓和保皇黨的騎士詩人們，不但是文敵，甚至是政敵，而事過境遷，同登十七世紀詩史。伏爾泰和盧梭，一個是古典大師，一個是浪漫鼻祖，生前是死敵，歿後同葬偉人祠中，成為近鄰。第三，大眾習於權威，安於攀附。除了少數例外，一位大作家，一個新天才的出現，通常皆有賴一小撮先知式的讀者，所謂élite者的發掘與擁護。這種情形，不獨在作家的生前如此，即在身後也往往會持續一段時期。甚至於，在那位作家的偉大性已獲公認之後，真正能欣賞他的，恐怕還隻是那一小撮知音。唐朝的李賀、李商隱，宋朝的陳師道、陳與義，英國詩中的約翰·多恩、白朗寧、霍普金斯等，都是這種例子。在所謂“大眾傳播”日趨發達的今天，電視、電影、廣播、報紙、流行的雜誌等幾乎壟斷了國民的美感生活，成為文藝鑒賞的掮客集團。“報上說那本小說已經在拍電影了！”便是小市民最現成最有力的引證。把一個民族的精神價值，交給這些文藝買賣的掮客去決定，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現代作家的孤絕感，一部分因此形成。不過，蓋棺雖難定論，得失存乎寸心，文運不絕如縷，一半有賴作家的自知與自信，另一半則有賴那些先知先覺的讀者。至於那些掮客，無論喊的是古董或是時裝，呼聲再響，曆史的耳朵是聽不進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