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和藝術上的派別，名目之繁、誤人之深，莫如二十世紀。在李白的時代，什麼派也沒有，大家都寫得很自然，也很快樂。李白隻顧寫李白的詩，根本不煩心什麼“浪漫派”；杜甫也不會想到，千年後，自己會被人編進“社會派”或者“寫實派”裏去。現在的情形就不同了。一位“新銳”的作者，聽說他自己什麼派都不是，會終日悵然若失。宗派和主義之多，一如帽子的款式，有時甚至令人有見帽不見人的感覺。宗派和主義的名義愈堂皇，那頂帽子就愈高。凡人大半愛戴高帽子，侏儒尤其如此。聽說自己是“某某主義最前衛的作家”，恐怕沒有幾個人不欣然接受的。有人愛戴高帽子，自然就有人大量製造，反正是免費的，樂得人各數頂。於是一時帽影蔽天，這種加冕的喜劇恒在進行。
但是一個創造的心靈，原來具有非常繁複的生命，哪有那樣便於歸類呢？哪有一位傑出的作家，是為了填文學史的某個空格子而創作的呢？天才，正如王鼎鈞先生論梵高時所說的，原是一個不規則的多角形，無論擺在哪個方格子裏，都顯得有點別扭。所謂派別，大半是當時的批評家，或後來的文學史家，為了便於論述某一趨向或潮流，而使用的一個名詞。他們在某些作家之中，歸納出幾個近似的性質，多少帶點牽強和扭曲地冠以一個名稱。於是拜倫和濟慈就合戴上一頂叫作“浪漫主義”的大帽子。然而派別的帽子，隻能彰其同而不能顯其異；通常，一談到同派作家的相異之點，外行人就露出馬腳來了。同屬所謂浪漫主義，恐怕沒有兩位詩人比拜倫和濟慈相距更遠了。拜倫心目中的自己是一個神人不容的孤獨而高傲的叛徒；濟慈想象中的自己是一個耽於感官經驗、從容殉美、九死不悔的少年。拜倫篤信民主與自由，熱衷於改造與革命；濟慈對於法國大革命沒有什麼興趣，政治的意識不夠強烈。拜倫對於宗教與道德，雖然冷嘲熱諷，對於罪惡卻極敏感；濟慈對於善惡的對比，似無多大興趣。濟慈崇拜希臘，而非基督中人，無怪乎華茲華斯稱他的作品為“異教的漂亮玩意兒”（a pretty piece of paganism）。拜倫在歐洲，成為浪漫主義國際性的代表人物，但在批評的思想上，他卻一生低首新古典的大師蒲柏；濟慈對於十八世紀的文學似乎興趣缺缺，他的偶像是伊麗莎白時代的斯賓塞和莎士比亞。總之，拜倫在文學史上是一個承先的人物，濟慈則頗有啟後之功。同屬浪漫主義，相異有如是者。那麼，究竟什麼是浪漫主義呢？
同樣的一個名稱，在不同的場合具有不同的意義。“浪漫主義”似乎偏重美學思想；“浪漫派”似乎特指文學史的分類；至於“浪漫”一詞，含義就似乎很朦朧而遊移了。因此，當一本中國文學史的編者稱李白為“浪漫詩人”或者“浪漫派詩人”的時候，我們實在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還有一本中國文學史把李白納入什麼“邊塞派”，那就更顯得沒有意義了。一位風格繁複的藝術家，實在是無法加以歸類的。發展較為一致的一些藝術家，如梵高、莫迪裏阿尼、德·克伊利科，如喬伊斯、海明威、勞倫斯、瑪蓮·莫爾、威廉斯等，固然比較容易區分，可是發展過程比較曲折的一些，如畫中的克利、畢加索，詩中的葉芝、奧登等，就“一言難盡”了。我們可以武斷地說，一位藝術家最微妙、最精彩的地方，往往就是他不能歸類的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