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八月，香港暴雨成災，我卻在苦旱正長、何草不黃的倫敦，作客一旬。對我，倫敦這地方既陌生又親切。陌生，是不消說了，倫敦之大，我認識的人不上一打。鬼呢，倒是認得很多，最多的一群是在西敏寺裏。也許認識得太多了，隻覺得整個倫敦幢幢盡是鬼影，像一座記憶深遠的古屋。幸好我所認識的那許多鬼，大半都是美麗的靈魂，且已不朽。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正是這樣的一位。
到倫敦後第四天的早晨，在周榆瑞先生的向導下，瞻仰了這位蘇格蘭文豪的故居。屋在倫敦西南切爾西區的沿河地帶，與河堤相距不到半盞茶的工夫。兩人從地下車站冒了上來，沿著泰晤士河，施施然朝西而行。正是夏末秋初，久旱不雨的倫敦，天藍得不留餘地，左手的一排堤樹，綠中帶黃，叢葉已疏，樹外是切爾西河堤仆仆的車塵，再外麵，便是緩緩東流的泰晤士河了。向裏看，是一排維多利亞式的三層樓屋，紅磚黑柵、白漆窗框、藤蘿依依、雀噪碎細，很有一種巷閭深寂的情調。幹燥的季節，人家院子裏的玫瑰卻肆無忌憚地綻著紅豔。
榆瑞停了下來，隔著疏疏的鐵欄，為我指點一座顯經修葺的老屋。門側的牆上掛著一塊白牌。走上前去，才看清上麵寫著“喬治·艾略特故居，一八八〇年艾略特在此逝世”。向前再走數戶，又有一家牆上掛著白牌，上書“羅塞蒂與斯溫伯恩舊宅”。
我說：“這條街可不簡單，住過三位大師。”
榆瑞笑起來：“裏麵的陳設早就改了。新主人不甘寂寞，掛塊名牌自我炫耀一番，可不像紀念館那樣任人參觀的。”
再往前走了百多碼，背著泰晤士河向右一轉，我們就站在切恩街（Cheyne Row）口了。這是一條僻靜的短街，一眼可以望到街尾。麵西的一排樓房，都建於十八世紀初，格式大致相仿：無非是白石紅磚砌成的三層樓，拱形的門，狹長的窗子，斜起的屋頂下麵是閣樓，上麵則豎著煙囪和一排排整齊的通風罩子。臨街的矮鐵欄內，可以窺見半蔽在街麵下的地下室，通常用來作廚房。我們朝北走去，在一座懸著“卡萊爾故居”長方橫牌的屋前停了下來。
眼前這十八世紀的古屋，正是切恩街二十四號，百年前的舊製則是切恩街五號。從一八三四年六月十日到一八八一年二月五日，也就是說，從遷入的那一天起到逝世的那一天止，左右維多利亞一代文壇的哲學家、史學家兼批評大師卡萊爾，就在這屋裏消磨了他後半生的悠悠歲月。
卡萊爾是蘇格蘭人，與濟慈同年誕生，但由於成名頗晚，且又長壽，在文學史上被劃入維多利亞時代，成為十九世紀中葉的核心人物。他漫長的一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而以一八三四年遷入這古屋為其分界。前半生他窮困潦倒，默默無聞，一直埋沒在蘇格蘭的故鄉。遷來倫敦定居的那年，他已經三十九歲。出版過《席勒傳》，譯介過德國浪漫文學，因而受知於歌德，又剛剛發表了他的哲學巨著《裁縫新製》（Sartor Resartus）。盡管如此，英國的文壇仍然不識卡萊爾其人。先是在三十一歲那年，卡萊爾和美麗多才的珍·威爾斯結了婚，兩年之後，他們遷去蘇格蘭的克雷根普托克，隱居在一個荒僻的農莊上，一住便是六年。據說好客而又聰慧的卡萊爾夫人，在這一段日子裏很不快樂，便慫恿她的丈夫南征倫敦。卡萊爾自己也感到，要為倫敦的刊物撰稿，最好是能和那些編輯經常來往。他們終於告別了故鄉，遷來英國的文化之都；而當時，住在相連的上切恩街的，正是獎掖後進不遺餘力的名編輯利·亨特。搬進切恩街五號的新居之後，卡萊爾不但生活穩定，而且把握住了英國文化生命的脈搏，他的文學事業立刻改觀，《法國革命》一出版，他便成名了。
榆瑞按了門鈴。一位衣著樸素、笑容可親的中年婦人出來應門，帶我們到臨街的客廳，向我們收了參觀費後，笑說：“樓下樓上，隨意參觀，恕我不奉陪了。”像切恩街其他的西向樓房一樣，卡萊爾的故居也是三樓一閣，地下另有廚房。偌大的一幢房子，屋後還有一個小小的天井和花園，當年卡萊爾付的租金，卻是每年三十五鎊。卡萊爾和夫人在裏麵住了那麼多年，房東數易其人，房租卻始終不變，也可見得維多利亞時代的生活有多安定，比起我在倫敦朋達旅館每天十八鎊的租金，真是隔世之別了。
我和榆瑞從前廳到後廳，又從後廳到毗連後院的瓷器儲藏室，在底層巡禮了一周。客廳相當寬敞，每間約有四百多平方英尺(1)，印有花葉的牆紙令四壁在秀雅之中別具溫暖之感，典麗的花氈覆蓋前後客廳的地板，後客廳的長窗外，園中的樹影扶疏可見。當日卡萊爾夫婦搬進來後，雇了三個木匠，在卡萊爾夫人的監督之下，足足擾攘了一個星期，才把這幾層樓的內部刮垢磨光，修整一新，卡萊爾和他的夫人都勤於寫信，且以書簡的文采見稱。他們對新居的滿足之情，在給親友的信上充分流露。卡萊爾在給家人的信中說：“新居真令人驚喜不已：這房子十分寬大，空氣流動，房間整潔，一切都充足有餘。樣式的不合時髦是到了極點，但住來舒服適用也到了極點……我實在當不起這種福氣。”卡萊爾夫人定居後不久，在信裏這樣告訴朋友：“喏，我居然來了倫敦，而且在泰晤士河畔新租的屋裏若無其事地坐著，真是好妙吧？我們找到的新居真正不凡，格式是極為古色古香，很合我們的脾氣；牆上都鑲著壁板，雕著花紋，看起來有點古怪，一切都很寬敞、結實、合用，而壁櫥之多，尤能令藍胡子之流感到滿足。兩星期前，屋子前麵還有一排老樹，卻來了幾個神經病的倫敦佬，把它們連根拔走了。屋後有一個花園（姑且美其名曰而已），淩亂不堪，卻也有兩樹葡萄，當令的時候可產葡萄兩串，據雲‘可食’，更有胡桃一株。我從樹上摘下來的胡桃，幾乎可值六個便士。”
前餐廳頗富曆史的價值。大壁爐前的扶手椅，為卡萊爾夫人所慣坐。利·亨特來訪，她便從椅上站起，迎吻貴賓。以前在大學裏讀利·亨特的名句：
珍妮吻我當我們見麵，
從椅上她跳起身來吻我。
總以為珍妮是利·亨特的什麼情人，現在才發現竟是卡萊爾夫人的昵稱。卡萊爾夫人很有才氣，文筆之美雖不能和她丈夫歌嘯跌宕的雄風相侔，卻也有她自己的諧趣、靈氣與真情。這樣美慧的女主人，本身就有吸引四方才彥與豪俠的魅力，何況男主人更是名滿文壇的大師？於是在夫妻兩人的共同朋友之外，她更吸引了自己特有的一群賓客，其中尤為佼佼者，應推意大利的誌士馬誌尼和法國革命家賈維尼亞克。兩人都是流亡英國的政治犯，他們那種先憂後樂、肩負國難的壯懷熱血，最能贏得切恩街五號女主人的青睞。另一位國破罔依的傷心人，也曾經來她家做客。那便是肖邦。據說前餐廳一角的那架鋼琴，便曾經他有名的十指撫弄。
一八六五年，前餐廳改裝，成為卡萊爾晚年的書房。至於後餐廳，則是卡萊爾夫婦沐著晨曦共進早餐的地方。後來書籍累積愈多，兩邊壁上也就倚滿了書架和書櫃。在這間房裏，壁爐邊的榆木靠背椅，桃花心木的便椅和置放鳥籠的小圓幾，都是她的遺物。前後餐廳的牆上，掛滿了大大小小的畫像、照片和浮雕，共有四十多件。其中卡萊爾自己的畫像和照片當然最多，大致麵容清臒，棱角突兀，神情十分嚴肅，不但眉下目光炯炯，而且鷹隼之下嘴唇緊閉。意誌顯得非常堅定。卡萊爾早年英俊無須，到了晚年，他便蓄起滿腮滿頦的須來。世人習見的卡萊爾，是美國畫家惠斯勒所繪“卡萊爾像”中的老人。那時卡萊爾已經七十七歲，寂寞鰥居也已六年，圖中的老作家側麵而坐，一身黑色大衣，高頂的黑呢帽覆在膝頭，右手拄杖，左手壓在交疊的股上。此時的卡萊爾須發鬅鬙，神色黯淡，顯已垂垂老去。其他人像之中，最引我注意的，是歌德與愛默生。這兩位文豪，一位是卡萊爾的前輩，另一位是他的晚輩，和他的關係都很密切。歌德的作品傳入英國，卡萊爾是最早的譯介人之一，卡萊爾的作品傳入美國，則是愛默生的首功。經過這位晚輩的宣揚，卡萊爾早年在美國的聲譽甚至超過在英國，作品的銷路也是美國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