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愛默生隻比卡萊爾小八歲。他曾經兩訪卡萊爾：第一次是在蘇格蘭那幽僻清冷的農莊，那時愛默生才三十歲，卡萊爾剛發表了他最傑出的論文《論本色》，最重要的哲學大著《裁縫新製》也甫脫稿，但還不能算已成名。年輕的愛默生卻已慧眼獨具，覷識他行將領袖文壇的潛力。那時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都已逾花甲，在政治上成為保守分子，浪漫派少壯的一輩，拜倫、雪萊、濟慈，均已早夭，而比愛默生更年輕的丁尼生和勃朗寧當然還未成氣象；青黃不接的英國文壇，可謂無人。愛默生在卡萊爾對教會、議會、工業社會的猛烈批評裏找到了一位先知，感奮之餘，便帶了經濟學家穆勒的介紹信，迢迢北征，去蘇格蘭拜訪卡萊爾。做主人的很喜歡這位美國來客，事後在給穆勒的複信中說：“你介紹的愛默生，在寂靜的星期天午後，我們正用膳的時候，乘車來了。這個人真是溫和、可嘉、可親，而又熱心，我們真要感謝他那麼風趣地解除了我們的寂寞……我真正喜歡此人的一點，便是他的健康，他的怡然自得。”十四年後，愛默生已經成名，在倫敦講學十分轟動，再訪卡萊爾於切恩街五號。這時卡萊爾當然早成了英國文壇的大師，但他的胃疾和脾氣似乎愈來愈壞。對於愛默生的再度來訪，他似乎頗不耐煩。事後他寫信給貝靈夫人說：“和他對談，真把我累垮了；他似乎有一條美國佬的倒黴規矩，就是，除了睡覺之外，談話必須無休無止地進行：真是恐怖的規矩。他確是一個心地純潔而崇高的人；‘崇高’而不博大，就像柳樹和蘆葦那樣，從他那兒是采不到什麼果實的。一張精致而瘦薄的三角臉，沒有牙床也沒有嘴唇，隻有削彎的鷹鉤鼻子；公雞特有的那種臉。驚天動地的大事不是這種人做的。”
二樓臨街的房間，是藏書室兼客廳，來此拜訪的賓客，包括狄更斯、薩克瑞、丁尼生、布朗寧、羅斯金、達爾文，以及馬誌尼那一群流亡的愛國誌士。一八八一年二月五日清晨八點半，卡萊爾便死在這間房裏。開始的十年，卡萊爾用這裏作書房，他的成名作《法國革命》便完稿於此。該書第一卷的初稿，被穆勒借閱，不慎焚毀；當日也就是在這間房裏，卡萊爾看著穆勒臉色蒼白、神情驚恐地衝進來，帶來令人傷心的噩耗。從一八四三年起，卡萊爾夫人便將此室改為客廳，不但房間加大，窗戶也予以拓寬，壁上也裱以美麗的牆紙。今日室內所陳，多為當年舊物。除了近千冊的那一櫥藏書之外，我認為最動人懷古之情的，有三件遺物。第一件是那四褶的屏風。一八四九年，卡萊爾夫人在上麵貼滿了版畫和人物犬馬的圖片。她死後，卡萊爾思人憐物，倍加珍愛，甚至後來在自己的遺囑中，把屏風贈給外甥女瑪麗·艾特金。第二件是圓桌上葫蘆形古台燈旁供著的長方木盒，當日卡萊爾新婚，歌德寄贈的賀禮數件便珍存盒中：其中的一件是歌德的五卷詩集，上題“卡萊爾伉儷新婚留念”。第三件是卡萊爾坐讀用的綠皮扶手椅。椅極寬大，左邊扶手上裝有一具閱讀架，書本可以翻開斜置於架上，架也可以作九十度的推移，十分便於學者安坐久讀，椅前還放著一個圓形的厚墊子讓坐者擱腳。這一張體貼入微的安樂椅，是卡萊爾八秩大慶時約翰·福斯特獻贈的賀禮。正如情人應該有一張好床，作家也應該有一張宜於久坐的好椅。我在卡萊爾的安樂古椅上坐了好幾分鍾，感到十分欣羨。
卡萊爾的胃病是有名的。在愛丁堡大學苦讀的時代，他就患上了消化不良症，後來一直苦於此疾，以致時常脾氣急躁，情緒不穩，甚至影響到他的文體。論者常說卡萊爾師承歌德，其實卡萊爾堅毅而沉鬱的風格，和歌德的清逸倜儻大異其趣。歌德難於了解卡萊爾的精神困境，正如卡萊爾之難於欣賞歌德的風流自喜。歌德出入宮廷，周旋於帝王卿相之間，卡萊爾卻無意於迎合當道。卡萊爾暮年覲見維多利亞女王，女王以為他會侍立應對，不料卡萊爾倚老，隻說了一聲“對不起”，便徑自坐了下去。卡萊爾是一位悲觀的先知，蘭姆的諧趣與怪誕他往往不能欣賞。他在筆記裏感歎說：“哀哉蘭姆，哀哉英國，如此可鄙的畸胎兒竟有天才之名！”我相信福斯特送給卡萊爾的這張扶手椅，是特為一位久患胃疾的老人設計的。
三樓是卡萊爾夫婦的臥室，目前由守屋人居住，不對外開放。再上去，便是閣樓了。卡萊爾既苦於胃疾，又兼寢不安枕，總覺得鄰近街坊的雜音太吵，使他難於專心寫作。先是有一架鋼琴叮咚，繼而又有一隻鸚鵡在饒舌，最後又是哪家院子裏有一群“鬼鳥”在厲鳴磔磔，害得卡萊爾不斷換書房逃難。終於在一八五三年，他痛下決心，在屋頂加蓋一間隔音的閣樓——他著匠人特殊設計，屋頂的天窗特別大，臨街的長窗特別窄，屋頂的石板瓦和天花板之間隔成一層氣槽，天花板和地板上，更裝上可以調節的鐵條通風窗。閣樓蓋好後，卡萊爾欣然搬進新書房去，卻發現泰晤士河的水聲傳來，這間密室竟有擴音的特效，而附近那些“鬼鳥”的磔磔，仍然隔之不絕。盡管如此，他卻在這間密室裏，為撰寫《腓特烈大帝》（History of Frederick the Great）這皇皇巨著，前後工作了十二年。一八六五年，六卷的《腓特烈大帝》全部出版之後，卡萊爾遷回底樓的書房，這間閣樓便改為女仆的臥室了。
榆瑞端詳著壁上懸掛的德國曆史人物的肖像和室中陳列的一些遺物，諸如作者的手稿、護照、短簡和手杖等。我則坐在卡萊爾的寫字台前，設想文豪當日，坐在這張椅上，聽著泰晤士河東流的波聲，時而閉目冥想，時而奮筆疾書的情形。十二年！羽筆都不知寫禿了幾支？早夭的作家如查特頓（Thomas Chatterton，1752—1770）和濟慈，一生創作的歲月，加起來也不過這一半長。要完成這樣的巨著，必須時代和作家合作，才能終底於成；如果時代動亂，或是作家命短，就難竟全功了。維多利亞時代太平，文人又多長壽，這樣的巨著鴻篇也就不少。卡萊爾動手寫《腓特烈大帝》時，年紀已近六十，文名早著，經濟無憂，自不必汲汲為稻粱謀，所以才能沉下氣來，高樓小閣，一棲便是悠悠一十二載，再下樓來，已成古稀老翁了。不禁想起另一位史學家陳寅恪，後半生流離失所，抗戰時期不但營養不良，要門人送奶粉療饑，就連書寫的稿紙也難以為繼——比起卡萊爾在這幢華屋裏近半世紀的安居長吟，真是令人感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