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我認為瑞典學院的取舍，是以白人本位為標準的，未能超越人種的偏見與文化的隔閡。諾貝爾文學獎實在應該視為西洋文學獎，而非世界文學獎。從一九〇一年到現在，除了有七年因戰爭或其他緣故未頒獎之外，餘下的六十八年中，該獎項有三年都是由兩人共得，因此得主共為七十一位。其中歐洲作家占了五十八位，國籍依得主的多寡分為法國（十二位），瑞典（七位），英國、德國（均為六位），意大利（四位），挪威、丹麥、西班牙、蘇聯（均為三位），瑞士、波蘭、愛爾蘭（均為二位），比利時、希臘、南斯拉夫、冰島、芬蘭（各為一位）。美洲方麵占了九位，計美國六位、智利二位、危地馬拉一位。澳洲一位。亞洲三位，即印度、以色列、日本各一位。從這個小小統計，可見七十年來，非白人的作家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者，隻得兩人，顯有所偏。即使白人之中，也偏於北歐地區：瑞典、挪威、丹麥、芬蘭、冰島五國，人口相加，不過二千四百萬，未達世界人口百分之一，卻得了十五次獎。
政治上的因素除外，諾貝爾文學獎未能做到天下為公，顯然尚有文化的因素，尤其是語言上的隔閡。瑞典的學術界固然也不乏類似高本漢的漢學家，可是要從白話文來鑒別中國新文學的高下，我很懷疑瑞典學院諸公是否勝任愉快。他們當然可以看翻譯，但是那樣顯然不平等。西方作家可以保持原文，不受扭曲，東方作家卻要以走了樣的譯文去參加比賽，當然是委屈的。“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東方的作家大可不必去抬西方的轎子。
盡管如此，果真有一位中國作家能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也還是令人高興的。巴金與茅盾今年有人提名，在港台同胞與海外華人之間，曾引起一番議論。梁實秋先生在台北發表談話，認為巴金成就不足，老舍才是更適當的人選。不少朋友聽了，表示同感。可是老舍已經亡故，三十年代的重要作家亦多凋零，或則無語，令人常興“欲祭疑君在”之感。其實，在小說家裏麵，沈從文應該是首選人物，在海外，則應推張愛玲，可惜兩人都多年沒有或竟不能繼續創作。當代中國作家最大的奢望，是在自由而安定的環境下繼續創作，以維新文學的命運於不墜。至於得不得諾貝爾文學獎，倒是無關緊要的。
(1) 譯介這位意大利詩人之中文作品，以黃國彬《晚起的司運星》一文最為詳盡。文見黃國彬論評集《從蓍草到貝葉》。——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