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李商隱的《錦瑟》這一首詩，不同的學者們是具有著很不相同的理解方式。”“陸遊的作品裏存在著極高度的愛國主義的精神。”類似的贅文冗句，在今日大學生的筆下，早已見慣。簡單明了的中文，似乎已經失傳。上文的兩句話，原可分別寫作：“李商隱《錦瑟》一詩，眾說紛紜。”“陸遊的作品富於愛國精神。”中文式微的結果是舍簡就繁，舍平易而就艱拗。例如，上引兩句，便是一麵濫用大而無當的名詞（理解方式、高度、愛國主義），一麵亂使浮而不實的動詞（是具有著、存在著）。毛病當然不止這些，此處不擬贅述。
日常我所接觸的大學生，以中文、外文兩係最多。照說文學係的學生，語文表達的能力應無問題，而筆下的中文竟然如此，實在令人擔憂。我教授翻譯多年，麵對英文中譯的練習，往往表麵上是批改翻譯，實際上主要是在批改作文。把“我的手已經喪失了它們的靈活性”改成“我的兩手都不靈了”，不是在改翻譯，而是在改中文。翻譯如此，其他如報告、習作、論文等，也好不了許多。香港的大學生如此，台灣的大學生也好得有限。
此地所謂的中文程度，卑之無甚高論，不是指國學的認識或是文學的鑒賞，而是泛指用現代的白話文來表情達意的能力。然則，中文何以日漸低落呢？
現代的教育製度當然是一大原因。古人讀書，經史子集，固亦浩如煙海，但究其範圍，要亦不出人文學科，無論如何，總和語文息息相關。現代的中學生，除文史之外，英文、數學、理化、生物等，樣樣要讀，“於學無所不窺”，儼然像個小小博士。要我現在回頭去考大學，我是無論如何也考不取的。中學課程之繁，壓力之大，逼得學生日與英文、數學周旋，不得不將中文貶於次要地位。所謂中文也者，人人都幻覺自己“本來就會”，有恃無恐，就算臨考要抱佛腳，也是“自給自足”，無須擔心。
文言和白話對立，更增加中文的困難。古之學者，讀的是文言，寫的也是文言，盡管口頭所說與筆下所書大不相同，形成了一種病態，可是讀書作文隻要對付一種文體，畢竟單純。今之學者，中文課本，讀的大半是文言，日學寫的卻是白話，學用無法一致，結果是文言沒有讀通，白話也沒有寫好。兩短相加，往往形成一種文白夾雜的拗體。文白夾雜，也是一種不通，至少是不純。同時，中文課本所用的白話文作品，往往選自“五四”或三十年代的名家，那種白話文體大半未脫早期的生澀和稚拙，其尤淺白直露者，隻是一種濫用虛字的“兒化語”罷了。中學生讀的中文，一麵是古色斑斕的文言，另一麵卻是“我是多麼地愛好著那春季裏的花兒”一類的嫩俚腔，筆下如何純得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