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在中國詩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屈原在《離騷》裏曾說：“椒專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幃。”顯然認為榝是不配盛於香囊佩於君子之身的一種惡草。榝，就是茱萸。千年之後，到了唐人的筆下，茱萸的形象已經大變。王維的“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甫的“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都是吟詠重陽的名句。屈原厭憎的惡草，變成了唐人親近的美飾，其間的過程，是值得追究一下的。
重九，是中國民俗裏很富有詩意的一個節日，諸如登高、落帽、菊花、茱萸等，都是慣於入詩的形象。登高的傳統，一般都認為是本於《續齊諧記》所載的這麼一段：“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係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重九的吟詩傳統，大概是晉宋之間形成的。二謝戲馬台登高賦詩、孟嘉落帽、陶潛詠菊，都是那時傳下來的雅事。唯獨茱萸一事似乎是例外。《續齊諧記》的作者是梁朝人吳均，而桓景和費長房相傳是東漢時人。根據《續齊諧記》的說法，登高、飲菊花酒、戴茱萸囊，這些習俗到梁時已頗盛行，但其起源則在東漢。可是《西京雜記》中賈佩蘭一段，卻說漢高祖宮人“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令人長壽”。此說假如可信，則重九的習俗更應從東漢上推以至漢初了。但無論我們相信《西京雜記》或是《續齊諧記》，最初佩戴茱萸的，似乎隻是女人。不但如此，南北朝的詩中，也絕少出現詠茱萸之作。
到了唐朝，情形便改觀了。茱萸不但成為男人的美飾，更為詩人所樂道。當時的女人仍佩此花，但似乎漸以酒姬為主，稱為茱萸女，張諤詩中便曾見詠。王維所謂“遍插茱萸”，說明男子佩花之盛。杜甫所謂“醉把茱萸”，可能是指茱萸酒。重九二花，菊與茱萸，菊花當然更出風頭，因為它和陶淵明緣結不解，而茱萸，在屈原一斥之後，卻沒有詩人特別來捧場。雖然如此，茱萸在唐詩裏麵仍然是很受注意的重陽景物。《杜甫全集》裏，詠重九的十四首詩中便三次提到茱萸。李白的詩句“九日茱萸熟，插鬢傷早白”說明此樹的紅實熟於重九，可以插在鬢邊。佩戴茱萸的方式，可謂不一而足，或如趙彥伯所謂“簪掛丹萸蕊”，或如陸景初所謂“萸房插縉紳”。至於李嶠的“萸房陳寶席”和杜甫的“綴席茱萸好”，則是陳花於席，而李乂的“捧篋萸香遍”該是分傳花房或赤果。儲光羲的“九日茱萸饗六軍”，恐怕是指茱萸酒，而不是指花。
我想佩綴茱萸之風大盛於唐，大概是宮廷倡導所致。當時每逢重陽佳節，皇帝常常率領一班文臣登高賦詩，同時把一枝枝的茱萸分群臣佩飾，算是辟邪消災，應付桓景的故事。翻開《全唐詩》，多的是“九月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製”或者“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製”一類的詩題。這一類的詩，無非“菊彩揚堯日，萸香繞舜風”“寵極萸房遍，恩深菊酎餘”的頌詞，絕少文學價值。一般說來，應製詩常提到此花，反之則少提及，可見宮廷行重九之令，一定備有此花。杜甫《九日五首》中“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一句，指的正是這件事。到了陸遊的詩句“但憶社醅挼菊蕊，敢希朝士賜萸枝”，恐怕隻是偷杜甫之句，不是寫實了。
隻要看唐代“茱萸賜朝士”之盛，便可以想見漢代宮人佩花之說或非虛構。漢高祖時不可能流行桓景故事，而《西京雜記》中所言重九種種也並無登高之說。原來茱萸辟邪除害，並非純由傳說，乃有醫學根據。我們統稱為“茱萸”的植物，其實更分為三類：山茱萸屬山茱萸科，吳茱萸和食茱萸則屬芸香料，功能殺蟲消毒、逐寒祛風。李時珍在《本草綱目》裏說，井邊種植此樹，葉落井中，人飲其水，得免瘟疫。至於說什麼“懸其子於屋，辟鬼魅”，自然是迷信，大概是取其味辛性烈之意，正如西洋人迷信大蒜可以驅魔吧。郭震所謂“辟惡茱萸囊，延年菊花酒”，正是此意。除此之外，吳茱萸還可以“起陽健脾”，山茱萸更能“安五髒，通九竅……補腎氣，興陽道，堅陰莖，添精髓”。不知這些功用和此物大盛於唐有沒有關係？據說茱萸之為物，不但花、莖、葉、實均可入藥，還可製酒。白居易所謂“淺酌茱萸杯”，恐怕正是這種補酒。
食茱萸的別名，有(左木右黨)、藙、越椒等多種。古人以椒、(左木右黨)、薑為“三香”，到了明朝，(左木右黨)已罕用，現代人則隻用椒與薑，不知茱萸為何物了。但在《禮記》裏，三牲即已用茱萸來調味去腥。《吳越春秋》更說：“越以甘蜜丸(左木右黨)報吳贈封之禮。”可見早在屈原之前，茱萸已成國際相贈的禮品了。然則眾人之所貴，何以獨獨見鄙於屈原呢？可能茱萸味特辛辣，“蜇口慘腹”，不合屈原口味，甚至引起過敏之症，也未可知。曹植詩句“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也許正說中了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