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何其芳的意境渾成，音調圓熟，語法自然且多變化，除了篇末的牧羊女略帶一點異域情調之外，通篇都是中國鄉土的風味。(4)戴望舒的一首就遜色得多。何詩是無我之境，感覺的焦點全在秋天本身。戴詩是有我之境，詠的是詩人對秋天的觀感。何詩富感性，故真切。戴詩感性稀薄，知性也不強烈，對秋之所以為秋探討得不深入也不明徹。“你知道它所帶來的東西的重量”一句，換了狄金森那樣富於玄學派機智的詩人，當能寫得更美、更曲折、更饒意趣。(5)盡管戴詩也詠及踏葉聽角之類的秋興，但全詩予人的感覺仍是帶點歐化的。主要的原因仍在語言。何的《秋天》裏，不少句子都省去了主語，從頭到尾，更不見一個代名詞，這才是中文詩的常態。戴詩則不然，十七行詩用了十六個代名詞，“我”“你”“它”，一應俱全，詩境為之淩亂。何詩三次直言秋天，“擬人格”的運用在虛實之間，筆觸輕快。戴詩提到秋天，一共八次，除了兩次直呼之外，其餘六次都用“它”代替，在中文裏，這種手法未免過於落實，太散文化了。在古典詩裏，詠時詠物之作，詩題既已標明，詩中往往就不再直呼其名，至於代名詞，更罕見使用。蘇軾詠海棠七古，近三十句而不稱其名，便是一例。古典的含蓄不泥，我們的新詩人似乎很少體認。
戴望舒接受古典的影響，往往消化不良，隻具形象，未得風神。最顯著的毛病，在於辭藻太舊，對仗太板，押韻太不自然，以下各舉一例為證：
我沒有忘記：這是家，
妻如玉，女兒如花，
——《過舊居》
貝殼的珠色，潮汐的清音，
山風的蒼翠，繁花的繡錦，
——《示長女》
我們行在微茫的山徑，
讓夢香吹上了征衣，
和那朝霞，和那啼鳥，
和你不盡的纏綿意。
——《山行》
諸如此類的毛病，在戴詩裏經常發現。艾青卻說：“構成望舒的詩的藝術的，是中國古典文學和歐洲的文學的影響。他的詩，具有很高的語言的魅力。他的詩裏的比喻，常常是新鮮而又適切。”(6)我認為實際上並不如此。除了在少數佳作之中，戴詩的語言非但沒有魅力，甚且不夠穩妥，有時竟還欠通。再看三個例子：
你看，濕了雨珠的殘葉，
搖搖地停在枝頭，
（濕了淚珠的心兒
輕輕地貼在你心頭。）
——《殘葉之歌》
在一口老舊的，滿積著灰塵的書櫥中，
我保存著一個浸在酒精瓶中的斷指；
每當無聊地去翻尋古籍的時候，
它就含愁地勾起一個使我悲哀的記憶。
——《斷指》
在疲倦的時候，
我常是暗黑的街頭的躑躅者，
——《單戀者》
在《殘葉之歌》中，心兒如何貼在心頭，令人費解。就算心兒可以貼在心頭吧，也隻是陳腔而已。在《斷指》中，前三行累贅，末行近於不通。“含愁地”和“使我悲哀的”，意相近而語相淆，重複的形容反而對不準焦點。“長安不見使人愁”，豈不言簡意賅，一定要說“我哀長安不見使人愁”，反倒使人茫然了。這四行冗句如能改短如下，詩意也許反而清楚些：
在一架舊書櫥裏，灰塵滿積。
有一個酒精瓶，久浸著一隻斷指；
每當無聊，去翻尋古籍，
就勾起我悲哀的記憶。
《單戀者》中的“躑躅者”，也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毛病。這毛病來自譯文，久之，在作家筆下也成為“正格”了。本來，西文所說“蕭伯納是一位素食主義者”，便等於中文的“蕭伯納吃素”。可哀的是，目前的作家大半避簡就繁，愛跟在西文的背後喋喋饒舌，受其洋罪。中國古典文學裏，用起“者”字來，都簡潔渾成，不至於拗口。“負者歌於途，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是一例。“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是一例。“客有吹洞簫者”又是一例。戴望舒筆下的“躑躅者”，所以不妥，是三字均為雙聲，讀來重濁刺耳，同時前文“暗黑的街頭的”偏偏又是頗為新文藝腔的白話，文白相抵，很不和諧，不過這種毛病並非戴氏所獨有；“我是一個……者”的公式早已為歐化新文學作家普遍接受了。在《冰心詩集》的後記裏，巴金就這麼說：“十幾年前我是冰心的作品的愛讀者。”其實在純正的中文裏，我們不說“我是一個……者”隻說“我如何如何”。前論戴詩之拗句，隻要改成：“暗黑的街頭，我常躑躅。”就可以把“者”字化解於無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