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一般評論戴詩的人所謂反映現實之作，我認為《斷指》《祭日》《村姑》《元日祝福》《心願》《等待之一》《過舊居》《示長女》《口號》等，或太歐化，或太抽象，或太陳舊，都不能算是好詩。《等待之二》較為堅實有力，但也未到成功之境。最成熟最自然的兩首，是《獄中題壁》和《我用殘損的手掌》。可惜前者仍未能完全擺脫歐化，民族感也未能充分發揮；後者的語言頗有張力，節奏的起伏也頗能吻合詩情，但仍不是一篇真正撼人的傑作。
抒情小品之中，《煩憂》和《白蝴蝶》，一空靈，一自然，都是完整無缺的雋品。但真正富於中國情韻，語言又純厚天然的，是下麵這兩首：
故鄉蘆花開的時候，
旅人的鞋跟染著征泥，
黏住了鞋跟，黏住了心的征泥，
幾時經可愛的手拂拭？
棧石星飯的歲月，
驟山驟水的行程：
隻有寂靜中的促織聲，
給旅人嚐一點家鄉的風味。
——《旅思》
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
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
我等待著，長夜漫漫，
你卻臥聽著海濤閑話。
——《蕭紅墓畔口占》
這兩首小詩都有唐詩的興味，前麵一首像律，後麵一首像絕。尤其是後麵的這首，初讀似無文釆，再讀始見真情，是唐人絕句的意境。這些都是小品，可見戴詩成就終是有限。
戴望舒在中國象征詩派中的評價，比李金發為高。何其芳、卞之琳的風格和他接近，但語言比他純淨。台灣現代詩的先驅人物，如覃子豪與紀弦，似乎都受過他一些影響。在新詩史上，戴望舒自有他一席地位，不過這地位並不很高。他的產量少，格局小，題材不廣，變化不多。他的詩，在深度和知性上，都嫌不足。他在感性上頗下功夫，但是往往迷於細節，耽於情調，未能逼近現實。他兼受古典與西洋的熏陶，卻未能充分消化，加以調和。他的語言病於歐化，未能發揮中文的力量。他的詩境，初則流留光景，囿於自己狹隘而感傷的世界，繼則麵對抗戰的現實，未能充分開放自己，把握時代。如果戴望舒不逝於盛年，或許會有較高的成就。這當然隻是一廂情願的假想，因為三十年代的名作家，一九四九年以後，在創作上皆難以為繼，更無再上層樓。在早期的新詩人中，戴望舒的成就介於一二流之間。用中國古典與西洋大詩人的標準來衡量，他最多隻能列於二流。
(1) 見一九七五年元月台北《創世記》詩刊三十九期所刊李金發訪問記《答瘂弦先生二十問》。李氏在訪問記中說：“那時（李留法期間）不常讀到中國的作品，隻偶然與周作人先生有書信往還，我兩本詩集亦多蒙他推薦給北新書局……至於我的詩是無可否認的象征派作品，然起初隻知是一種體裁，無所謂象征派，後來中國人通稱為象征派、頹廢派，而今已垂五十年了。我毋寧說我的詩為神秘派。我於一九二五年讀了很多意大利鄧南遮的詩集，亦覺其很有神秘氣息，國人更看不懂了。”——作者注
(2) 又譯作《聖亞尼節前夜》。
(3) 見方旗詩集《端午》中《新雛》一詩。《端午》一九七二年出版於台北。——作者注
(4) 港大與中大合出的《現代中國詩選》，於何其芳的作品竟不選此詩，反選了不如此詩的《我想談說種種純潔的事情》等篇，殊堪惋惜。——作者注
(5) 可參閱狄金森《冬日的下午》（There’s Certain Slant of Light）一詩。——作者注
(6) 見《戴望舒詩選》艾青之序。——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