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樣評郭沫若的詩
中國的新詩發展到今天，已有近六十年(1)的曆史，其間名家雖多，真正的大家卻極為罕見。前三十年裏的十幾位名家，不是已夭亡，就是已封筆，大半已成為曆史的陳跡。其中即使有三兩位偶然還發表“近作”，也往往隻給人生硬或退步的感覺，要求層樓更上，恐怕是希望甚渺了。有一天，時尚的煙霧散去，主義的光芒減色，階級的定義改觀，早期新文學的名作之中，究竟還有幾篇能禁得起嚴格的分析而傳之久遠，誦於後人之口呢？
常有人問起，所謂新詩，有沒有定規可循。我的答複是：沒有。新詩至今隻有半個世紀，創作不能算豐收，理論和批評更是欠缺，而古典詩的繼承與西洋詩的吸收尤不調和，加以六十年間，文學批評往往蔽於政治的主觀，因此，新詩本身尚未建立起一個新的傳統。也因此，要評定一首新詩的高下，往往不得不乞援於中國古典詩源遠流長的傳統，或是向影響新詩人很深的西洋詩去借鏡。等到新詩的創作漸豐，理論漸富，而批評也日漸犀利而公正，我們要評定一首新詩，就可以用已經公認的新詩傑作來充試金石了。如果新詩之中已出現幾篇傑作，摹狀音樂的境界可以追及《琵琶行》《聽穎師彈琴》《李憑箜篌引》，或是《聽安萬善吹觱篥歌》，則批評家麵對同一主題的新詩近作時，就有了新的標準可資比較，無須事事借重古典的試金石或磅秤了。就目前的情形而論，新詩的批評家還沒有這種方便。
目前，頗有一些文學史家或評論家，喜歡抽刀斷水，用中國新文學本身的標準（假定真有這麼一件事）來評估新文學作家的地位。這種絕緣的評價，恐是站不住腳的。說徐誌摩、聞一多、郭沫若、朱湘等是二十年代的名詩人或重要詩人，是可以的，但說他們是什麼大詩人，卻有欠斟酌。要斷定一位作家有沒有名，比較簡單，但要斷定他是否是大作家，就必須先有評價的標準，然後再加以嚴密的分析和廣泛的比較，否則那評價是空洞而草率的。
據我看來，上述二十年代的四位名詩人，都不足稱為大詩人。我所謂的大詩人，是指屈原、陶潛、李白、杜甫的這一等級。據此標準，其中的郭沫若連一流的詩人也稱不上，更無論大詩人。郭氏飽讀古典詩，也略識西洋詩，我擬從他的詩裏提出兩首來，和性質相近的古典詩及西洋詩相互比較，分個高下。
上海市上的清晨
還不曾被窒息的gasoline毒盡。
我赤著腳，蓬著頭，叉著我的兩手，
在馬路旁的樹蔭下傲慢地行走，
赴工的男女工人們分外和我相親。
兄弟們喲，我們路是定了！
坐汽車的富兒們在中道驅馳，
伸手求食的乞兒們在路旁徙倚。
我們把伸著的手互相緊握吧！
我們的赤腳可以登山，可以下田，
自然的道路可以任隨我們走遍！
富兒們的汽車隻能在馬路上麵盤旋。
馬路上，麵的不是水門汀，
麵的是勞苦人的血汗與生命！
血慘慘的生命呀，血慘慘的生命，
在富兒們的汽輪下……滾，滾，滾……
兄弟們喲，我相信：
就在這靜安寺路的馬路中央，
終會有劇烈的火山爆噴！
——郭沫若《上海的清晨》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麵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床頭屋漏無幹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上海的清晨》作於一九三二年，指控社會的不平，鼓吹階級的意識，是所謂普羅文學的作品。《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大約作於七六一年，其中也有生活之苦、不平之鳴，是所謂社會寫實的作品。郭詩指控的是貧富不均，杜詩慨歎的是欺老劫貧、冷漠無情的社會，但欺他劫他的“南村群童”，本身想必也不是郭詩中所謂的“富兒們”。在社會意識上，兩詩都有所同情，甚至認同，也就是說，都有點所謂“階級性”。郭沫若認同的，是“赴工的男女工人們”，他稱他們為“兄弟們”；杜甫認同的則是普天下之“寒士”。換句話說，杜甫的意識跳不出“知識分子的小圈子”，郭沫若卻認同無產階級，走群眾路線，意識上似乎“革命”得多。
可是真正感動我們的，是杜詩，不是郭詩。杜詩感動我們，是因為詩中的世界是真實的：怒號的秋風是真實的，漏雨的茅屋是真實的，公然為盜的群童、踏被惡臥的嬌兒、終宵無寐的詩人，都是呼之欲出如在眼前的。郭詩不感動我們，因為那裏麵沒有一個充實而逼真的世界，詩中的工人和富兒隻是浮光掠影，麵目模糊，並無生命。盡管詩人一再對工人呼兄喚弟，並強調“赴工的男女工人們分外和我相親”，他卻無法用形貌、言詞或行動去描繪他們，賦給他們生命，而讀者也很難體會詩人究竟如何與工人“分外相親”。詩人再三保證說：“我們的赤腳可以登山，可以下田，自然的道路可以任隨我們走遍！”讀者卻知道這隻是空洞的諾言，詩人會不會真正這麼做，還有問題。
兩詩結尾時都有一個願望：郭詩希望的大概是暴動或革命，杜詩希望的，則是得廣廈千萬間以庇天下之寒士。郭詩裏的暴動，詩人是否準備參加，並沒有明確的承擔。杜詩裏的奇跡，卻是詩人願意“吾廬獨破受凍死”以求的，杜甫的承擔十分肯定。總而言之，郭詩是從觀念出發，並無生活經驗可以印證，所以寫來模糊而破碎，生硬而勉強，不能感人；杜詩是從經驗出發，有他自己的生活可以印證，所以寫來真實而自然。郭沫若一廂情願，以工人的兄弟自居，但對於工人的世界並無把握；杜甫發願要大庇天下寒士，因為他自己就是一介寒士，至於怎麼寒法，詩中已有生動的描繪。杜詩篇末的宏願，乃推己而及人，他認同的“群眾”，是以個人的切身體驗為基礎的。
在《評戴望舒的詩》一文中，我寫過這麼一段話：“詩人的態度要真正有所轉變，並不容易，因為‘知道了’並不就等於‘覺得了’。知性的轉變如果缺乏感性來充分配合、支持，那轉變就不真實、不徹底，隻是一個空洞的觀念吧。所謂‘生活態度’，細加分析，‘態度’隻是知性，‘生活’才是感性。許多所謂‘健康寫實’的作品，隻有‘態度’，沒有‘生活’，終不免淪為半生不熟的宣傳品。”前述的郭詩便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