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膚淺而天真的“女性擬人格”筆法，在二十年代中國作家之間曾經流行一時，甚至到七十年代的台灣和香港，也還有一些後知後覺的作者在效顰。這一類作者幻想這就是抒情寫景的美文，其實隻成了半生不熟的童話。那時的散文如此，詩也不免如此：冰心、劉大白、俞平伯、康白情、汪靜之等步泰戈爾後塵的詩文，都有這種“裝小”的味道。早期新文學有異於五十年代以來的現代文學，這也是一大原因。前者愛裝小，作品近於做作的童話童詩，後者的心態近於成人，不再那麼滿足於“卡通文藝”了。在意象上，也可以說是視覺經驗上，早期的新文學是軟性的，愛用女性的擬人格來形容田園景色；現代文學最忌諱的正是這種軟性，女性的田園風格，純情路線。七十年代的台灣和香港，工業化已經頗為普遍，一位真正的現代作家，在視覺經驗上，不該隻見楊柳而不見起重機。到了七十年代，一位讀者如果仍然沉迷於冰心與朱自清的世界，就意味著他的心態仍停留在農業時代，以為隻有田園經驗才是美的，所以始終不能接受工業時代。這種讀者的“美感胃納”，隻能吸收軟的和甜的東西，但現代文學的口味是兼容酸甜鹹辣的。現代詩人鄭愁予，在一般讀者的心目中似乎是“純情”的，其實他的詩頗具知性、繁複性和工業意象。《夜歌》的首段：
這時，我們的港是靜了
高架起重機的長鼻指著天
恰似匹匹采食的巨象
而滿天欲墜的星鬥如果實
便以一個工業意象為中心。讀者也許要說：“這一段的兩個比喻不也是明喻嗎？何以就比朱自清高明？”不錯，鄭愁予用的也隻是明喻，但是那兩個明喻是從第二行的隱喻引申而來的，同時，兩個明喻既非擬人，更非女性，不但新鮮生動，而且富於亞熱帶勃發的生機，很能就地（港為基隆）取材。
朱自清的散文，有一個矛盾而有趣的現象：一方麵好用女性的意象，另一方麵又擺不脫自己拘謹而清苦的身份。每一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裏都扮演一個角色，或演誌士，或演浪子，或演隱者，或演情人，所謂風格，其實也就是“藝術人格”，而“藝術人格”愈飽滿，對讀者的吸引力也就愈大。一般認為風格即人格，我不盡信此說。我認為作家在作品中表現的風格（亦即我所謂的“藝術人格”），往往是他真正人格的誇大、修飾、升華，甚至是補償。無論如何，“藝術人格”應是實際人格的理想化：瑣碎的變成完整，不足的變成充分，隱晦的變成鮮明。讀者最向往的“藝術人格”，應是飽滿而充足的；作家充滿自信，讀者才會相信。且以《赤壁賦》為例。在前賦之中，蘇子與客縱論人生，以水月為喻，詮釋生命的變即是常，說服了他的朋友。在後賦之中，蘇軾能夠“攝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兩賦之中，蘇軾不是扮演智者，便是扮演勇者，豪放而倜儻的個性攝住了讀者的心神，使讀者無可抗拒地跟著他走。假如在前賦裏，是客說服了蘇軾，而後賦裏是二客一路攀危登高，而蘇軾“不能從焉”，也就是說，假使作者扮演的角色由智勇變成疑怯，“藝術人格”一變，讀者仰慕追隨的心情也必定蕩然無存。
朱自清在散文裏自塑的形象，是一位平凡的丈夫和拘謹的教師。這種風格在現實生活裏也許很好，但出現在“藝術人格”裏不見得動人。《荷塘月色》的第一段，作者把自己的身份和賞月的場合交代得一清二楚；最後的一句半是：“妻在屋裏拍著閏兒，迷迷糊糊地哼著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全文的最後一句則是：“這樣想著，猛一抬頭，不覺已是自己的門前；輕輕地推門進去，什麼聲息也沒有，妻已睡熟好久了。”這一起一結，給讀者的鮮明印象是：作者是一個丈夫、父親。這位丈夫賞月不帶太太，提到太太的時候也不稱她名字，隻用一個家常便飯的“妻”字。這樣的開場和結尾，既無破空而來之喜，又乏好處收筆之姿，未免太“柴米油鹽”了一點。此外，本文的末段，從“釆蓮是江南的舊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時為盛”到“於是又記起西洲曲裏的句子：釆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為止，約占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引經據典，仍然不脫中文教員五步一注、十步一解的趣味。這種趣味宜於治學，但在一篇小品美文中並不適宜。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一文的後半段，描寫作者在河上遇到遊唱的歌妓，向他和俞平伯兜攬生意，一時窘得兩位老夫子“踧踖不安”，欲就還推，終於還是掉頭搖手拒絕了人家。當時的情形一定很尷尬。其實古典文人麵對此情此景可從容應對，不學李白“載妓隨波任去留”，也可效白居易之既賞琵琶，複哀舊妓，既反映社會，複感歎人生。若是新派作家，就更放得下了，要麼就坦然點唱，要麼就一笑而去，何至手足無措，進退失據？但在《槳》文裏，歌妓的七板子去後，朱自清就和俞平伯正正經經討論起自己錯綜複雜的矛盾心理來了。一討論就是一千字：一麵覺得狎妓不道德，一麵又覺得不聽歌不甘心，最後又覺得即使停船聽歌，也不能算是狎妓，而拒絕了這些歌妓，又怕“使她們的希望受了傷”。朱自清說：
一個平常的人像我的，誰願憑了理性之力去醜化未來呢？我寧願自己騙著了。不過我的社會感性是很敏銳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鏡，而我的感情卻終於被它壓服著。我於是有所顧忌了，尤其是在眾目昭彰的時候。道德律的力，本來是民眾賦予的；在民眾的麵前，自然更顯出它的威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