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健康的社會，即使前瞻不多於後顧，至少也應兩者平衡。要全國學童咿唔讀經是輕重倒置的。何況讀幾部經書，也不一定能夠保證“思想純正”。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不是一直在讀經嗎？何以不能救中國呢？
我們不能否認，古代的經典是我們文化的基礎，文化界與學術界有責任加以保存、維護。但是文化也有靜態與動態兩麵，一成不變地複古，隻能守住一個靜態的博物館式的文化，必焉後人不斷發揚甚或創新，不斷接受外來文化的挑戰而加以克服，才能產生一個動的文化。
《山河歲月》的另一嚴重毛病，是作者對日本的態度。一方麵，對我這一代的中國人而言，抗戰是永難忘懷的國難，其為經曆，強烈而且慘痛；另一方麵，全國軍民同心同德、同仇敵愾的精神，卻又令人壯懷激烈、感奮莫名。對於長我一輩的中國人，想必更其如此。可是胡蘭成在這件事上表現得太輕鬆了，他那種避重就輕、模棱兩可的語氣，凡是親曆抗戰的人都是難以接受的。他說：“抗戰的偉大乃是中國文明的偉大。彼時許多地方淪陷了，中國人卻不當它是失去了，雖在淪陷區的亦沒有覺得是被征服了。中國人是能有天下，而從來亦沒有過亡天下的，其對國家的信是這樣的人世的貞信。彼時總覺得戰爭是在遼遠的地方進行似的，因為中國人有一個境界非戰爭所能到……彼時是淪陷區的中國人與日本人照樣往來，明明是仇敵，亦恩仇之外還有人與人的相見，對方但凡有一分禮，這裏亦必還他一分禮……而戰區與大後方的人亦並不克定日子要勝利，悲壯的話隻管說，但說的人亦明自己是假的。中國人是勝敗也不認真，和戰也不認真，淪陷區的和不像和，戰區與大後方的戰不像戰。”又說：“凡是壯闊的，就能夠幹淨，抗戰時期的人對於世人都有樸素的好意，所以路上逃難的人也到處遇得著賢主人。他們其實對於日本人也沒有恨毒，而對於美國人則的確歡喜。”
這兩段話豈但是風涼話，簡直是天大的謊言！這一番話隻能代表胡蘭成自己，因為在水深火熱的抗戰之中，他人都在流汗流血，唯獨胡蘭成還在演“對方但凡有一分禮，這裏亦必還他一分禮”的怪劇。也許胡蘭成和敵相處有方，“有一個境界非戰爭所能到”，可是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中，無辜的中國人民沒有那麼飄逸的“境界”。隻因為胡蘭成個人與敵人保持了特殊友善的關係，他就可以誣蔑整個民族的神聖抗戰說的是假話，打的是假仗嗎？這麼來看，胡蘭成的超越與仁慈豈非自欺欺人？看來胡蘭成一直到今天還不甘忘情於日本，認為美國援助我們要經過日本，而我們未來的方針，還要與“日本印度和朝鮮攜手”。胡先生以前做錯了一件事，現在非但不深自歉疚，反圖將錯就錯，妄發議論，歪曲曆史，為自己文過飾非，一錯再錯，豈能望人一恕再恕？
胡蘭成對於胡適等“五四”人物，始終懷有偏見。他說：“文化人的浮躁淺薄，見於他們的叫囂科學而疏隔自然法則，叫囂民主而疏隔民間之真意，叫囂進步而疏隔中國之曆史。他們以杜威的實驗哲學與科學民主雲雲來損傷了中國人之智慧與教育的原理。”我不懂此胡有什麼資格來指摘彼胡。難道中國人的智慧就是與敵人在恩仇之外握手講禮嗎？難道民間之真意就是胡蘭成津津樂道的“新的朝廷與真命天子”嗎？請問，抗戰的時候，胡適在做什麼，胡蘭成又在做什麼？事實的證明不是比大言炎炎更有力嗎？
《山河歲月》用鹿橋先生致胡蘭成伉儷的信代序。鹿橋在信上說：“知先生為《人子》寫了書評，刊在台灣《中國時報》上。大文尚未見到，總要四五日後才能寄來，先此道感，當今之世能解、能評、能開導、教誨弟者更能有何人？世有伯樂方能有千裏馬。”當然，有什麼樣的伯樂，就有什麼樣的千裏馬。難怪《未央歌》裏的抗戰，也是那麼輕飄飄的，金童玉女，似真似幻，如在霧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