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淩灰得不深，在小人與君子之間，似乎還更近君子，所以他一方麵可以喻於利，另一方麵也可以喻於義。《棋王》裏麵也盡有肯定的人物，程淩的母親、弟弟、同學黃端淑和馮為民、老師方教授，還有，不要忘了，那位五子神童本身，都可歸入此類。程淩不能投入他們的行列，卻能夠欣賞他們的力量和情操。不過這種欣賞是片段的，不足以形成信仰。早年他也信仰過宗教和藝術，也和同學辦過雜誌，肯定過文化的價值，但不久即安於“第二流”的自覺，放棄了。馮為民稱讚方教授退休以後還計劃寫書，他說：“他們老一輩的讀書人……硬是守得住。換了我，我就守不住。你守得住嗎？”程淩的回答是：“時代變了。我敢說，方先生一輩子沒有為錢操過心。他不會賺錢，也不想賺錢。老一輩都是這樣，價值觀念不同。我們非要賺錢不可。”對於程淩，錢就是自由，而自由比曆史潮流更重要。可是為了賺錢，首先必須犧牲不少自由。錢所保障的那點自由，是用更多的自由換來的。我認識一些心活手快的優秀青年，他們認為叫花子不能搞文化，得先賺錢，等錢賺夠了再回頭搞文化還不遲。問題是賺了錢之後，一個人的價值觀念就變了。經濟帶頭的社會，對我們的青年真是一大考驗。
五子神童一出現，程淩的價值觀念便受到新的震撼。對於他的朋友們，能夠未卜先知的神童是一株搖錢樹，可以用來號召觀眾，猜考題，測股票。馮為民提議向神童求解人類前途之類的大問題，立刻遭到否決。大家都認為大問題太浪費時間，還是搖錢重要。正當這時，神童忽然失蹤了。等到他尋獲時，他已經喪失了神力，於是搖錢樹倒，財奴四散。台北社會唯利是圖的現象，到此反映無遺。通俗電影和武俠小說裏群雄奪寶的公式，到了張係國筆下，揚棄了暴力，保留了懸宕，竟用來處理這麼嚴肅的題材。這一點再度證明，廢銅爛鐵，張係國信手拈來，都能派上用場。
人人都想投機取巧，不勞而獲，身為機巧之鑰的神童，在接受重大考驗的關頭，竟然舍天巧不用，而用人謀。這種死裏求生，自絕以自拯的勇氣令程淩感愧。這才是真正的自由，誰說曆史是不由人的？神童說：“我不需要未卜先知。我自己會下。”下棋，是一個象征。世事如弈，成敗還靠自己。程淩回到自己的畫，他恢複了信心。《棋王》不愧是一部傑出的寓言。
書中還有一位獨來獨往的角色，劉教授。這是張係國創造的最迷人的角色之一。（真希望張係國寫一部《儒林新史》，讓我做第一位預約的讀者吧。）我說迷人，因為劉教授也是一位可黑可白彈性很大的角色，偽君子，大蓋仙，江湖學者，青年才俊，似乎交疊在他的身上。初見此人，有點可笑，有點可鄙，也有點可惡。在張係國嘲弄的筆法下，這位大騙子竟然被眾人同謀的騙局所愚，反而處之泰然。看到這一幕，又覺得此人值得同情，竟有點可愛了。劉教授既不願死讀書，也不願死賺錢，隻願意戲弈人間，“小混”一場。
這麼說來，《棋王》的世界裏並沒有一個真正的惡人。張係國審視的人性，是弱點，不是罪惡。弱點是值得同情的，張係國對他的人物，向來是同情多於譴責。他是一位寬厚的道德家，一位筆鋒略帶漫畫諧趣的諷刺作家，性情溫和，點到痛處為止，並不刻意傷人。他的諷刺畫是線條清晰的鋼筆素描，簡潔而精確，不是刀鋒淩厲的木刻，是克魯克香克，不是杜米埃。
《棋王》的文體穩健中透出詼諧與灑脫：對話、動作、外景、意識、回憶等組合得自然而流暢，偶爾也穿插一點蒙太奇之類的手法，但不耽溺成癖。作者是一位能放能收的文體家。他的對話是一絕，從不失誤。比起他的對白來，某些作家的對白顯得死氣沉沉，像台詞不熟的排演。他的敘述部分有時稍感逞才，失之駁雜。例如，程淩見到丁玉梅，“一股怒氣，頓時飛散到爪哇國”之類的文句，放在敘述裏就不如在對白裏好。我始終以為，對白的文體應與敘述的文體有所分別，才能收到對照相襯之功。此外，長於思考的張係國並不拙於抒情與寫景，他的小說在知性與感性之間乃得保持適度的平衡。他的發展輕快而有節奏，少有拖泥帶水之病。故事說得這麼高明，對白簡直不用改寫，《棋王》如能拍一部電影，即以台北市為背景，一定非常叫座。就看那些成天在什麼風、什麼夢裏捉迷藏的“愛情卡通”的導演，有沒有先見之明了。
因為這才是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