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百代青宋,獨擅者風流(1 / 3)

第一章 百代青宋,獨擅者風流

——宋詞概說

唐詩是偉大的,宋詞是獨特的。唐詩的偉大表現在不可企及,賢者所謂,唐人把詩都做完了。自唐之後,在古體詩這個層次講,可以說已經無詩。宋詞是獨特的,它固然不及唐詩偉大,卻另有一種風韻與魅力。自古唐詩宋詞並稱,隻說唐詩好似有頭沒有尾,隻說宋詞又好似有尾沒有頭。雖然在唐詩之前也有傑出的詩人、詩作者,在宋詞之後,更有新的文學形式的崛起。但唐詩宋詞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獨特地位,卻是無可替代的。

本章概說詞史,議論8個方麵的問題。

第一節 宋詞的曆史地位與影響

一代有一代之音,一代有一代之學。至少自先秦以降,莫不如是。前賢所謂:

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

宋詞的文學品性之高,根據在此。

為著證明這一點,可以進行橫向與縱向兩個方麵的比較。

宋詩的地位其實也不算低。過去相當一段時間,有貶低宋詩的傾向,認為唐詩妙在形象思維,因而意味無窮;宋詞多在說理方麵發展,而中國詩不擅長說理,不擅長說理硬去說理,結果不免味同嚼蠟。

其實宋詩並非味同嚼蠟。就是有幾首味道不那麼好的詩,也不能代表整個宋詩的形象。其實不僅宋詩,就是唐詩,缺乏詩味的也不少。如果以為唐詩篇篇皆如“春江花月夜”,字字皆似杜工部,李商隱,也不能夠。何況說,就是杜工部、李商隱的詩也並非篇篇皆為傑作。

但宋詩的曆史地位確實不如宋詞。有人以為宋詩高於宋詞,理由是宋詩的描寫對象寬厚,對重大社會問題有更多關注,思想也更深刻,而宋詞的題材較窄,所表現的多為情感方麵,所謂閨房樂坊,悲歡離合。這其實也不正確。認定一個時代藝術作品的曆史價值與地位,並不全在於社會意義一個層麵。商、周的藝術品以青銅器最有影響,魏晉的藝術品以書法最有成就,你能說,在那樣的時代唯有青銅器與書法才最富於社會意義嗎?

宋詞的地位高於宋詩,最重要的原因,是宋詩的地位可取代,而宋詞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設使沒有宋詩,中國的古代詩歌史一樣偉大,宋詩沒了,畢竟有唐詩在;而沒有宋詞,中國文學史的曆史成就即會大打折扣,因為宋詞的價值在於它是隻此一家,別無分店。

縱向比較,可以散文、詩歌、戲劇、小說四家為例。

唐、宋比較,在散文方麵可說平分秋色。唐有韓、柳,宋有歐、蘇,宋有歐、蘇,又不止歐、蘇,但以創作成就看,正在伯仲之間。

以戲劇論,宋代戲劇也有大的發展,個別劇作,現在還可以上演,但唐人成就亦不可小覷。比如“梨園”這個戲曲典故就出在唐代,而舊的梨園行所信奉的行業神,不是別人,正是唐玄宗這位風流才子皇帝。但從中國文學史或戲曲史的宏觀角度去看,無論唐戲還是宋戲都沒有達到曆史的高峰。

以小說論,唐宋皆有傳奇,宋代更有話本小說。但它的源流在唐代。單以傳奇而論,二代都有傑作,顯然唐代傳奇更為警策凸凹,影響尤大。

唯詩歌一項,唐、宋各占勝場——你有你長項,我有我長項。換句話說,真正替宋人長了麵子,定了品位的首先是宋詞,最獨特的是宋詞,最有魅力是宋詞,最令後人矚目的還是宋詞。

從中國文化發展史的角度看,宋代留給後世的最大的文化遺產乃是宋詞、嶽飛與印刷術。

從中國文化的傳承看,對後世影響最大的無疑也是宋詞。

宋詞首先影響的是元曲,甚至可以這樣說,沒有宋詞,就沒有元曲。雖然說一代有一代之學,一代有一代之音,但它的產生與興達又有內在邏輯性。唐詩既不是憑空而來,元曲也不是憑空而來。沒有唐詩作基礎,宋詞即成無本之木,沒有宋詞作前提,元曲也不會登上曆史舞台。

不僅元曲,就是明清小說,也不可無宋詞。明清小說影響最大的乃是六大名著,可以說,“六大名著”篇篇不可無詩,亦篇篇不可無詞。沒有宋詞作借鑒,寶釵姑娘寫不出那一篇“柳絮詞”,羅貫中先生也沒有那一篇“西江月”了。六大名著的作者中,曹雪芹、吳敬梓自是詩詞聖手,施耐庵、吳承恩、羅貫中也頗具詩詞創作與鑒賞能力,《金瓶梅》中仿佛詞作少些,所吟所唱多是些“山坡羊”之類,然而也不盡然。《金瓶梅詞話》開篇就是一首“眼兒媚”,地地道道的宋詞,那詞作正是出於宋代詞人卓田之手。

當然,六大名著的主要成就不在詩詞方麵,但我敢說,若沒有這些詩詞,那幾部巨著就會應聲減色,甚至會失去中國古典小說特有的味道。不僅小說,我們還可以推斷,那幾位偉大的小說家,若沒有唐詩、宋詞作藝術支撐點,他們的藝術才華也將受到某種限製。

宋詞的影響,不僅影響到明、清小說,而且對民國時期的新文化運動都有不容小覷的影響在。

五四新文化運動,尤其是其中的新文學運動,其矛頭直指封建禮教,其文學載體則是白話文。白話文不僅包括小說,包括散文,而且包括一切文學形式。站在今天的立場來看,五四時期的新派作家,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最反對的乃是古代散文——狹義的文言文,最深惡痛絕的乃是八股文,不大重視乃至有些輕蔑而不屑一顧的乃是古代戲曲,最為肯定而且欣賞的乃是白話小說如《紅樓夢》、《儒林外史》、《金瓶梅》等;對唐詩宋詞則保持相當的肯定與尊重。而他們本身也常常就是詩詞高手,足見宋詞對他們的影響,不僅僅是潛移默化的,甚至就是自覺自願的。

時至今日,宋詞的影響依然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說,雖然五四運動已過去了80多年,但五四先人提倡和首創的白話詩反而成了小眾文學,而處在他們對麵的唐詩、宋詞卻依然是大眾文學。而且隨著中華文明的升騰與傳播,宋詞的影響還將愈深愈廣愈強愈大。

可以說,現代中國人在其文化細胞中或多或少都有些宋詞的因子。

未來的人類,必將多多少少接受中國文化與文學,宋詞必將成為他們文學生命中不可或缺之物。到了那時,缺少宋詞就如同缺了維生素一樣,雖不致命也頭暈。

第二節 宋詞的藝術品性與特色

對比於唐詩,宋詞的藝術品性與特色來得更其色彩鮮明。

在我看來,如果用一個字表現唐詩,那就是——大;如果用兩個字表現唐詩,那就是——正大;如果用三個字表現唐詩,那就是——氣象大;如果用四個字表現唐詩,那就是——精深博大。

宋詞則不然。宋詞的構成亦精深厚曲,內容也相當豐富,但用“大”字來表現它的品性與特色就不合適了。宋詞最突出的特點不是大而是美,用一個字表示就是——美;用兩個字表示就是——殊美;用三個字表示就是——色彩美;用四個字表示就是——美奐美輪。

唐詩之大,幾可包羅萬象,唐代詩人多,從皇帝到宰相,從宰相到百官,從百官到百姓,從士人到軍人,又從少年到老者,從男性到女性,可說無處無詩人,無處無詩作。

唐詩之大,表現在風格上,又可用一個正字。不但風格正,而且氣象正,我在《大唐詩史》中說過,唐人的曆史地位正堪與春秋戰國時代的思想文明相媲美。先秦時代是百家爭鳴,盛唐時代是百花齊放。它不要爭鳴,甚至不屑於爭鳴,因為它意氣高遠,成就繁榮,隻消表現就夠了。它證明自己的方式不是論辯,而是成果,這種正大風範,終整個中國儒學時代,是再也不曾有過的了。

唐詩之大,又表現為氣象大。它不屑於在那些邊邊沿沿處下功夫。他喜歡的乃是放聲高歌,推崇的乃是浩然之氣,這樣的風格在安史之亂以前的盛唐詩苑,表現得尤為濃烈。雖然後人論唐詩,多以杜詩為第一,以杜甫為詩聖,但在盛唐時代,杜甫沒有這樣的地位,杜詩固然“沉鬱頓挫”,杜甫固然一心致堯舜,然而,那還不是盛唐的正聲。盛唐更需要李白,更青睞王維,更適合高適、岑參,更有利於王昌齡、孟浩然。這種遠大無邊的氣象,同樣終整個儒學時代,是再也沒有過了。

唐詩精深博大,幾近無所不能。因為它無所不能,所以無論近體詩還是古體詩,無論長篇還是短篇,在“大”的格局上已然沒有處女地了,那些最肥沃最適宜植物生長的肥田沃土,已然開發殆盡。唐人過後無古詩,原因在此。

唐詩妙在其大,宋詞妙在其美。

美是宋詞的特色,也是它的品性。

中國是一個文學樣式極為豐富的國家。三千年來,人類能有的幾乎所有文學樣式在我們這裏都應有盡有。盡管如此,專門以美為特性、為追求、為表象、為意涵的樣式,卻也不多。

或許可以這樣說,唯有宋詞的時代,才是對美的文學樣式全力追求的時代。這樣的時代,在中國,在世界都是非常罕見的。

以中國文學史而論,楚辭也美,它是美在理想;漢賦也美,它是美在鋪張。楚辭的最高代表是《離騷》,離騷者,離憂也,美人芳草,不同凡響。但它雖然美麗,卻很悲劇,而且是中國傳統式的悲劇,它不是美得崇高,而是美得淒苦,那色彩淒然、嬌豔而又沉鬱。漢賦的最高代表乃是《子虛賦》、《上林賦》,它的長處在於鋪張陳事,華彩莊嚴。它有力度,有氣象,有風格,有規範,然而那骨子裏的美卻被遮蔽了。

唐詩自然也是美的,而且因為它的品性在於其大,所以更具有因大而美的特征。中國古來就有因大而美的傳統,君其不信,有字為證:羊大為美。唐詩誌在其大,品在其大,美也在其大。

宋詞則不然,它乃是一種以美為美的文學樣式。無論它的外在形式,還是它的內在含義,都以美為追求,在一定意義上說,唯有宋詞才是唯美主義的。因為有這樣的對美的追求,才會有宋詞;因為真的追求到了美,才有宋詞的藝術成就。

不但美,而且不是一般性的美,用兩個字表示就是殊美。殊作何解?《辭海》上有這樣幾條解釋:①特殊;特出。如殊勳,殊禮。②很,極。《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恐懼殊甚”。③超過。《後漢書?梁竦傳》:“母氏年殊七十”。

這三個意思用在宋詞均很恰當。

首先,宋詞的美就很特出——特殊的。

一種文字樣式,專以美為對象,為追求,為歸宿,為旨歸,算不算特殊?

宋詞的時代長達300年時間,300年美的探索與成就,算不算特殊?

一種文學樣式,加上無窮無盡的文學創造,而且這創造——從總體上看,是人有其成,詞有其成,派有其成,代有其成,這一個,又算不算特殊?

不但特殊,而且達到“很”的程度,很特殊,達到“極”的程度,極特殊。不但“很”,不但“極”,而且,如果詩意地表現它的話,它幹脆就超越了“美”。它的道路乃是一種超越其美而美的道路,它的境界也是一種超越其美而美的境界。

用庸眼看宋詞,宋詞也平常,但它的魅力在於,你越是熟悉它,它的美的味道就越醇厚;你越是深入它,它的美的意態就越風流;你越是琢磨它,它美的境界就越迷人。

實際上,中國古來的美文中,唯有宋詞、《西廂記》和《紅樓夢》,可以稱之為“最”,那麼其母體性樣式,就非宋詞而莫屬。

不但殊美,而且“色彩美”。用色彩表現文學作品,不算一般性手法,因為它不具普遍性。不是文學沒色,而是一般文學,沒有這麼色彩鮮明。

有學者說:“詞為豔科。”又說:“詞是不同於詩的文學樣式,給讀者帶來的是一種全新的審美感受,它的最大的特點就是豔美。所謂‘豔’,實際是指一種女性化的美感,是由詞‘好寫女性生活和女性之美而帶來的審美新感受’。”①

關於詞的女性化這一點,稍後再談,這裏先說詞的色彩美。在我看來,詞的“豔”還特別表現在它的藝術色彩感上。換句話說,詞的美,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美,而是非常講究色彩感的美。這種色彩美感,集中的體現在“豔”字上,雖然豔的含意並不止於色彩。

一些現代詞學專家,解讀宋詞時,常與西方印象畫派產生聯想。印象畫派,實在是一個最講究色彩感的畫派。欣賞宋詞的人,如果也對西方繪畫有研究的話,那麼在色彩審美這個層麵,就必然產生宋詞與印象畫派相契相通的聯想與共鳴。因為它們之間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卻在色彩層麵有著重要的乃至驚人的相似性。

昔日蘇東坡評價王維的詩與畫,說它們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可謂知心之言,然而,他說的隻是中國的山水畫,不是西方的油畫,更不是西方印象派的畫。能與西方印象畫一論短長的,隻是宋詞。因為宋詞的色彩是穠麗的,是鮮活的,是驚豔的,是對比分明又是經久而不散的。它不像山水畫那樣意境悠遠,但它的穠麗與驚豔卻足以使一切中國式的山水畫為之相形見絀。這一點才是宋詞的美妙之處,也是它的高妙之處。

用四個字表現宋詞,就是美奐美輪。

宋詞對美的關注,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可說無所不在,無時不在,創作無窮,美好無限。

總而言之,宋詞中既有柔美、和美,也有優美、豔美;既有淒美、靜美,也有佳美、壯美;既有虛美,也有實美;既有工筆之美,也有寫意之美;既有寒士之美,也有富貴之美;以及情之美、欲之美、風之美、頌之美;既有淡雅高潔之美,也有濃豔風俗之美;不但有色之美,而且有香之美。

色之美,不但包含花色、草色、雲色、雨色、山色、水色,尤其包括膚之色、氣之色、發之色、目之色,外加珠之色、釵之色、金之色、玉之色。金色雖貴而膚色益貴,雲色雖貴而氣色猶佳;珠色雖晶而發色尤麗,釵色雖靚且目色尤輝。

所謂香之美,且有麵香、體香、衣香、被香、發香、息香。體息悠悠,麵香細細,衣香深深,被香淡淡,發香不絕如縷,息香吹氣如蘭。一言以蔽之,所謂美人香的便是。

總之,花有百種,美有千色,事有千端,美有萬遇,如此等等。美在宋詞中終於成為一種追求、一種傾訴、一種表達與一種意境。

宋詞的美,在以下四個方麵尤有突出的表現。或者可以這樣說,因為宋詞的特性,它對以下四個方麵表現得格外關注,從而使它的美的表現又有了更好的平台。

這四個方麵是:內容生活化,表達抒情化,風格高雅化,情致女性化。

內容生活化。宋詞好寫善寫生活,但就其內容而言,這裏說的生活,不是轟轟烈烈的社會大事件,也不是軍國大事,更不是天災人禍,苦海無邊,而是日常生活,情致生活,美人芳草,春花秋月,情事趣聞,宴樂遊藝。它表現的生活是日常性的,又是個人化的。宋詞中並非沒有對國家的關心,對世事的感慨,但就它的自身傳統而言,這不是它關注的對象。像杜甫《三吏》、《三別》那樣抒寫社會苦難的大題目,它難以表現,也不去表現;像岑參、高適邊塞詩中的大場麵、大激越,也是它不能和不願涉及的。到了南宋時期,雖然詞風詞事發生重大變化,但它本性依舊;它縱然寫了英雄豪氣,烈士情懷,也是一種個人情感的抒發或感喟。而更多的內容,還是桑間濮上之情,內闈閨中之事。不唯如此,宋詞愛生活,同樣愛自然,自然也不是高山巨川,如天姥山一樣的,如“蜀道難”一樣的,她寫的自然,多是雲風雪月,柳韻花情。宋詞中的絕大多數佳作,都是有情有景,情景交融。那景色,往往不在花前月下,便在柳岸湖邊,筆筆寫來,但覺詩情畫意,栩栩如生。

宋詞又是時尚的,她愛生活,更愛時尚。單以色彩為例,詩的色彩往往正色偏多,如“萬綠叢中一點紅”之類。就是白居易的詞《憶江南?江南好》,也不寫正紅正綠。所謂“日出江花紅似火,春來江水綠如蘭”,仿佛正紅正綠都不夠,紅還要紅似火,綠還要綠如蘭。宋詞的顏色則更為時尚,它的色彩似乎更近乎今天人們喜愛的天然色、流行色。既非大紅大綠,又非純黑純白,而是既得自然之趣,又富朦朧之意,如煙如雨,如醉如夢。這等顏色,正好生活,正宜抒情。

美學家們常說美在生活之中,尤其是細膩的美。這一點,若無它證,宋詞可以證明。

表達抒情化。宋詞擅長抒情,以抒情為本色之事,雖然也有些敘事的篇章,但情在其中矣。無情則無事,無情則無物,無情則無人,無情則無誌,這是宋詞的又一個特點。

宋詞善寫情,善抒情。情有百態,宋詞便有百法,百法都限製不住它。既有柔情似水,又有熾情如火;既有癡情如夢,又有深情似醉;既有濃情如酒,又有貞情似玉;既有歡情如歌,更有別情如苦。

世間事,最難問情為何物!但詞人的高妙之處在於,它無須問情為何物,卻可以寫盡情之百相千姿。百相不是本質,但藝術常常不關心本質;千姿也不是答案,藝術又常常不關心答案;宋詞畢竟不是哲學,也不是美學。但讀宋詞的人可以通過這“百相”依稀看到本質,又可以透過那“千姿”隱約找到答案。縱然既看不到本質也找不到答案,也不影響您欣賞它表現出的那種情的光輝與境界,那種無堅不摧的特別的情感衝擊力、侵襲力與感染力。

不唯如此,宋詞之抒情,更有精、細、柔、韻四大表現。

精是精美,不消說在一切中國古典文學樣式中,宋詞是最講究精美品位的。它絕不粗製濫造,實在它的藝術範式與“天性”也不允許它粗製濫造。詞與詩相比,詩作中有俗雅之分,又有近體與古體之分,古體詩是不講究格律的,隻要押韻就行。所以雅詩中既有傑作,俗詞中也有傑作,以致古人要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但從來沒有聽說“熟讀宋詞三百首,不會吟詞也會吟”的。詞與詩的區別,不但因為它屬於“長短句”,而且因為它不但講平仄,而“又分五音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①這些要求,使得詞作必然以精美為基礎,雖然後來也有一些俗作,但精美雅致始終是詞之正聲。

細是細膩。詩歌也有細膩的作品,如李商隱的詩就寫得很是句精韻密,韓偓的詩尤其寫得脂豔香濃。但那不是詩的主調,不是詩的本色。詞的寫法則專走細膩一路,蘇、辛之前最忌諱的便是粗豪之風、曠達之氣。以它的傳統而言,甚至可以說,不細膩就不可以為詞。細膩是詞的規範,也是她的命運。妙在它沒有違背這規範而是藝術化了這規範,它也沒有違拗這命運而是詩化了它。

柔是輕柔。比較而言,漢賦是重的,一卷在手,便有些沉甸甸的感覺;宋詞是輕的;唐詩則在不輕不重宜輕宜重之間。現代人讀書,喜歡講究讀書情趣,認定閱讀也是有節奏感的,其實閱讀不但有節奏而且有重量。唯有那輕盈的,如薄紗潤脂一般的,如三月春風四月春雨一般的,如極輕極細極溫極軟的女性手掌一般的感覺,才更合乎詞的本義,也才更能撩撥讀者的心弦。從而給人一種霧雨朦煙、如癡如醉的情態感受。

詞有客觀描寫與主觀描寫,客觀描寫是輕的,主觀描寫更是輕的。主觀描寫中,最主要的形式是話語方式。詞的話語方式不是斷喝,不是呐喊,不是呼嘯,更不是狂吼。它不像大江大河一樣的,隻是小溪流水式的;不是波濤驚天式的,甚至不要怒吼的波濤也不要洶湧的浪花。她追尋和喜愛的,隻是幾波微瀾,幾圈漣漪。她的話語方式以傾訴為主,不唯輕言慢話,而且軟語如怡;又似好“語”知時節,又如潤物細無聲。雖然是輕的,又是清的,還是情的。輕是表現形式,清是風格品性,情是情感內涵,所以欣賞閱讀唐詩,固然可以站在高山之巔,大河之濱,但欣賞和閱讀宋詞,那樣的環境就不相宜了。最好桃花塢裏,綠柳河邊。身邊但有幾卷書,腳下但有幾株草,眼前不過二三子,天邊不過幾顆星,或者一籠輕煙,或者一柱馨香,或者一杯清茶,或者一壺淡酒,物是可物,人是可人,景是可景,心是可心,世事芳心可可。因為它恰到好處,恰到心癢難熬之處,又恰到手到癢除之處,這樣的境界,最好讀詞。

而且是甜的,詞的心理感受是甜的。但不是那種刺激人神經的甜,也不是那種濃烈不可駕馭的甜,更不是那種夾雜了各種異味的甜,而是一種抒情的,沁人心脾的,初一嚐並不驚奇,細細品味卻無可忘懷的蜜意的香甜。這甜意是如此經久不去,曆曆如真。它上通囟門,下達肢體,外感如癡,內覺如醉。這一縷甜意隻消一經接觸,便拔它不出,驅它不去,拒它不能,忘它不得。這一種感覺,正如豆蔻年華的少男少女,是一生中稍縱即逝的一段風流,任你什麼天才偉士,美女國花,一生隻可一次——一去不再來。

味即味道。中國文化傳統,品評文學作品的高下,最好講“味道”,最少講“體係”。然而,這“味道”本身就有些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意思在內。比如意味綿長,似乎人人懂得,卻不是人人可以用準確的語言進行描述的;又好像味醇似酒,又是人人可以明白,卻不是人人可以詳解的;再如耐人尋味,也是如此,它的意思絕不高深,但肯定無法量化,雖然不能量化,卻可以清清楚楚表達自己的感受。舉凡耐人尋味的,總是好的或者有某種特殊魄力在其內的,否則,當然不至於不好,難免有些皮相。

宋詞的味道,仿佛若此。站在閱讀者的立場看,就是很耐讀。文學作品,也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易讀的,一種是耐讀的。易讀的並非不好,它的審美表達主要是快感,但耐讀的作品顯然更有味道。好像中國民樂中的古琴與洞簫,那是非細細品味不能感受到其中的妙處的。又仿佛盛年佳女子,她的美不是一句話兩句話可以表達的,所謂真的美女,自有多般妙處。其驚豔明麗嫵媚妖嬈之色,不唯令人不敢逼視,甚而令人不敢正視。那樣的美,無他法,隻可慢慢地體味她了。宋詞的妙處在此,她的美豔與韻味是一直深入到骨子裏去的,你若簡單地看她,便是褻瀆了她,而且褻瀆了美的精神。

宋詞的味道,以美為主調。美隨詞動,上下流轉左右徘徊。如春風化雨,如晨光吻樹,雖一波而三折,竟自味在其中矣。

風格高雅化。就詞本身而言,也有俗、雅之別,但主調是雅的。俗詞或有一時發達,不能成為主流。即使像柳永這樣的宋代詞壇巨匠,也不能改變詞的雅調的主流地位;即使像蘇東坡這樣的詞壇天才,也不能改變詞的雅調傳統。

主流是雅的,可以是大晏、小晏之雅,也可以是秦學士、賀才子之雅,還可以是周清真、薑白石之雅,又可以是李清照、朱淑真之雅,更可以是史達祖、王沂孫之雅。千變萬化,雅的方向是無可更改的;至於豪放詞一派,卻是詞的變調,而滑稽詞之類,不過是詞的另類罷了。

即使是豪放詞,例如辛棄疾的詞,走的也不是邊塞詩的路子,既不是那氣象,也不是那風格,它本質上還是“詞”。與漢詩之蒼涼、魏詩之風骨相比,它的基本格調還是雅的。

宋詞中也有俗品,但要看和誰比,比之通俗風格的詩,已然有些不俗,比之後世的元曲,更其不俗。如果說宋詞的品牌當以一個“雅”字作標識,那麼,元曲的品牌就隻能用“俗”字來標識。當然,雅、俗隻是風格,並非優劣,但宋詞的優勢確實在雅而不在俗。

唯其如此,我們才可以說,在雅這個層麵,宋詞時代正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巔峰時刻。而在俗這個層麵,雖然它也有極好極有影響的作品,卻遠未達到曆史的高峰。以詞立論,雅可雄視千古,俗還有待後賢。

還有情致女性化,前麵說過,詞屬豔科,按王曉驪的意見,所謂“豔”,是指一種女性化的美感。相對古詩而言,詩風有類男性,詞韻更近女格,或可說男詩女詞,或可說詩男詞女。

雖然詩歌中也有以專門寫女性或女性情感為特色的作品,如《玉台新詠》中的諸多篇章,又如韓偓《香奩集》中的作品,再如王建的“宮詞”。他們的藝術成就雖然屬遭歧視卻不可歧視,雖屬屢被輕估卻又不可輕估,而且還別有價值在裏頭。但這些詩作畢竟不是詩的主調,而且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些詩作既算不上第一流的作品,這些詩作者也算不得第一流的詩作者。

詞則不同,詞寫女性生活,寫男歡女愛,寫離情別緒,既是最慣常的,又是最拿手的。從溫庭筠、韋莊開始,直到南宋末代詞人,描寫女性的詞中高手、能手、妙手、聖手,可說屢見不鮮——代代皆有才人出。就是那些不以寫女性或男女戀情見長的詞人,也往往有這方麵的傑出作品在的。

形象地說,詞尤其是宋詞的美妙,不但有女性的細膩,有女性的情懷,還有女性的聖潔與魅力。

雖然不能說細膩隻是女性的特性,卻可以說是女性的專長。而詞的特色,就是特別擅長在細微之處見工夫,顯功力。她不作大塊文章,也不喜歡大塊文章;她不做高頭講章,也不屑於高頭講章,她甚至連氣勢宏大都不喜歡,而且也無意在這個層麵與詩歌爭高下論短長。她的妙處在於細微柔密。

一般地說來,女性又是最具包容性的,包容乃是女性之情懷。雖然有古人指責女性多妒,並不正確。世間多少事實正明,女人比之男人更寬容。有人說女性是男性的漂泊的港灣,如果這話沒有說錯的話,那意思就是女性包容了男性。

詞的包容性仿佛若此。以詞與詩比,多麼美好的詞句都不能直接入詩,詞句既不能入詩,別人詩句也不能入自己的詩,就是自己的這一首詩中的句子一般也不能進入另一首詩。不能說“一枝斑竹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不錯,放我這兒得了。那就有抄襲之嫌。詞則不然,詞句不可入詩,詩句卻可以入詞,多少唐詩名句,盡可以大大方方寫入宋詞中來,不但不犯忌諱,反而更增顏色。

女性又是聖潔的,雖然不能說一切女性皆為聖潔。至少可以說母性乃聖潔之性。而母性正是女性之本性。母性代表聖潔,自有一種宗教性的力量存在。宋詞亦是如此,它的許多吟詠情愛之作,雖千古之下,猶能打動人心。

而且女性與男性相比,更多表達的欲望。所謂癡男怨女,其中就包含女性更傾向表達的因素在內——男人隻是癡,女人還要怨。又有所謂癡心女子負心漢,則女人表達的不是輕浮,而是她癡情的外在征象。因為她癡,所以她怨,內在則癡,外在猶怨。還有所謂三個女人一台戲。女人好哭,尤其好笑,而且女人的笑顯然比男人的笑來得更豐富也更具魅力。所謂“風情萬種”,便含有多少情致美感在其中。

不僅如此,因為儒學時代女人的地位低。她既處在禮教等級的弱勢地位,又處在性別等級的弱勢地位,尤其處在政治和經濟等級的弱勢地位,數者合一,其受壓抑的程度更深,其人格也更卑屈更鄙下。

如前所說,女性本來就有細膩、包容、聖潔這樣的特征。而重壓之下,這些特征既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又增添了新的韌性,於是更彎彎曲曲,委曲求全地成長起來,進而使柔者更柔,使弱者更弱,令千回百轉尤其千回百轉,令回腸九曲更加九曲回腸。

順便說,作者並非讚美這種如巨石下青藤一樣的生存處境,而隻是驚歎和賓服這青藤的無比堅韌的生命力與拒抗力。其物極必反的表現是,作者因而更喜歡現如今的那些野蠻女孩及其文學形象。縱然她們的表現有些乖離傳統,也一樣喜歡她們。

但在那特定的時代,特定的文學樣式和特定的審美習性內,我們還是得承認,如是種種,都使得宋詞的表現力變得更其柔媚高潔,更具蘭花一般的品質與風格。

第三節 宋詞的社會成長土壤與環境

宋王朝是一個奇異、奇特甚至有些奇怪的時代。和唐王朝尤其和盛唐時代相比,它的這些特征表現得尤其鮮明。

如果說盛唐時代是一個英氣勃發渾然壯起的盛大時代,那麼,兩宋王朝則是一個兩頭突出黑白對立的畸形時代。單論它的優勢與優點,差不多終整個中國古代社會都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的,因為它無與倫比,陳寅恪先生才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年之演變,造極於趙宋之世。”①鄧廣銘先生才說:“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時期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②

陳、鄧二位先生都是以治學嚴謹聞名的人物,又是博學多才對唐宋文明了如指掌的大學者,他們下此斷語,可見宋代文明的不尋常。

但,宋代文明是畸形的。

因為它的這種特別的優勢與畸形結構,才給了宋詞以充分的發展空間與動力,也決定了宋詞發展的基本走向與品性。

講宋代文明的優勢與優點,可以簡述為以下八個方麵。

其一,社會安定而且富足。雖然並非從始至終全然如此,要而言之,大體無差。

一個社會的繁榮,首先需要安定——亂世無繁榮,所謂“亂離人不如太平犬”,然後要富足,手中有糧,心中不慌,而且光有糧還不夠哩。以上二者缺一不可。

宋代之前,一直追溯到唐代安史之亂,200餘年間,整個中原地區,幾乎沒有安寧。先是唐王朝後期的軍閥割據,又是農民起義,割據則政令不通,起義則天下又亂,大唐王朝內外交困,終於滅亡。唐王朝既亡,連表麵上的統一也失去了,於是五代十國,紛紛登場,把個中華大帝國,弄得七零八散,生靈塗炭。這樣的局麵,到了柴世宗時總算大體結束,到了趙氏兄弟時代,就基本上把它解決了。於是國家安定,經濟恢複,商業發展,城鎮繁榮,種種富足形態,一一漸次登場,終於給了宋詞發達興盛的一片肥田沃土。

其二,政令統一,少有內亂。

唐王朝的滅亡,最大的原因是割據。宋太宗接受這個教訓,杯酒釋兵權,用帶點黑色幽默的方式解除了統兵大將的帶兵權力,繼而建立一整套製度,改變軍隊的領導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內容是:第一,各地區將領都要定期輪換;第二,國家軍政大權,交由文官執掌。從而達到兵不屬將,將不率兵的目的。不知道文官管兵的曆史,是否就發源於此。這辦法確實有效,終整個兩宋王朝,雖然外患頻仍,但在防止內亂尤其是防止軍閥割據這一點上,它是成功的。

其三,城市規模發展迅速,城市人口空前增加。

宋代城市規模發展迅速,繁榮程度超越曆代,東京作為京城,更是首屈一指。宋太宗曾經說:“東京養兵數十萬,居人百萬。”百萬人口在當今世界,勉強夠個中型城市,但在公元10世紀,卻差不多是一個天文數字。

不但城市大,人口多,而且城鎮體係完備,魯亦冬先生說:“府、州是當時的大中城市。這類城市數量較多,達350個以上。但規模不等,大的人口達10萬戶以上,即約50萬人,有的估計認為,宋代10萬戶以上的大城市約有40個左右,數量超過唐代數倍,中等的府、州城人口也有數萬戶。”①

其四,城市經濟發祥,商業繁華。

中國曆史常常唐宋並稱,但以商業而論,唐代絕不如宋。唐代都市也有專業經商的地方,稱之為坊。然而,其管理方式是僵化的、官僚性質的;其地域也很狹小,難有大的尤其是自由性發展。市場四周皆為高牆,圍牆四麵設門,門口有官吏看守,而且沒有夜市。開門時,由那些手執皮鞭的官吏維持秩序,關門時又由他們清理市場。

宋代則不同。首先,它取消了宵禁,從此中國城市人開始有了夜生活。想必現代人都明白,這城市夜生活是多麼重要而且多麼美好啊!但在我們中華聖土,第一次揭開那神秘的麵紗卻自宋代開始。其次,取消了坊製。即經商地點有了自由。到了北宋後期,一些“店鋪”甚至開到了皇宮附近的禦廊邊上。①舊時工、商、賈截然分開的局麵被全然打破。

商業發展了,城市生活隨之發生深刻的本質性變化。消費水準也隨之迅速提高。商人生活變化既大,百姓生活變化也大,從而使整個社會生活的品位與品性都改變了。以至於我們讀曆史,漢唐自然雄烈繁盛,總覺得離我們的生活太遠,而宋人的生活卻離我們很近。吳剛先生說:

兩宋的京城中(即今天的開封和杭州),有著與城市生活緊密相關的各種行業和店鋪。如飲食行業(包括各種酒樓、酒鋪、飯店、茶樓、茶館);肩挑手提小販業(包括走街串巷叫賣羊肉、幹果、雜貨等貨郎);服務性行業(包括修路、箍桶、掌鞋、刷腰帶、修襆頭帽子、補角冠等);還有專門為人打水、砍柴、換扇子柄、供香餅子、幫人殺雞宰鵝的人,到了夏天,則有幫人家洗氈、淘井、苫房的各種幫工。此外,還有專為人家操辦婚喪喜事的人員,隻要出錢雇請之後,上上下下、裏裏外外,他們都會按照當地的風俗和主人的要求,辦得井井有條。如果有人要出門遊玩而不想步行,“自然有假賃鞍馬者,其價不過百錢。”②

對於這樣的生活變化,吳剛先生幹脆稱之為“城市革命”。③很顯然這樣的變化對於宋詞的影響也是無與倫比的。

其五,家庭變小,個體家庭職能增強。

現代人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常講家國同構。話雖不錯,但中國古代家庭也是不斷變化的。宋之前,尤其唐之前,豪門貴族,不但家族巨大,而且政治權力也非常之大。唐太宗貴為天子,立意為大唐王朝的氏族排序,人家不買他的賬,偏將傳統世族排在前麵,而把他李家排在後麵,這讓他很沒麵子。他責問說,朕貴為天子,難道就不可以排在第一位嗎?然而,沒用。

宋以前,氏族地位顯赫,不能等閑視之。曹操大權在握幾十年,做不成皇帝,和沒有得到豪門氏族的支持有關。司馬氏買動豪門,做了皇帝,又付出了慘重的政治代價和文化代價。東晉偏安一隅,江東王、謝巨族,依然有著傾朝傾權的特殊地位。這情形自唐代發生變化,雖然變得不算徹底,經過五代十國之亂,那些舊日豪門氏族又受到沉重打擊,終於一蹶不振,讓位於宋代的個體化家庭。

家庭變化,意義實在重大。從生活方式上看,個體家庭本位的出現,至少在組織形式上已與近代中國沒有質的區別。這種“家族革命”,無疑對農業發展,對商業流通,對士人的社會地位,對城市人口的構成與生存方式都在深層結構方麵起到了重大作用。表現在統治階層,則宋代的高官,特別重視進士出身,而且出身寒門的比例不小。這也證明家庭小型化的意義確實不可低估。

其六,科舉完備、嚴肅,士人地位空前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