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舉發達、完備而且嚴肅，不像唐代那樣，科舉與門戶並用，弄來弄去，還是出身豪門的優勢明顯。宋人科舉嚴整而有效，為士人進入官僚隊伍大開方便之門。進士及第之時，成群結隊去晉見皇帝，京城出現萬人空巷的情景，此等場麵不能不令社會震動，世風改變。
科舉發達，教育尤其發達。別的不說，隻說私人興辦書院，在宋代就成為關乎民族興亡的大事業。宋代的五大書院（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書院），最具代表性。其中的白鹿洞書院，學生最多時近一萬人，規模超過國子監。①士人地位提高如此之快，難怪柏楊要將宋王朝稱為“士大夫的樂園”。
其七，科技發達，作用巨大。
宋代科學技術主要是技術發達，以其成就論，完全可以稱之為中國古代社會的輝煌時期之一。天、算、農、醫，全麵發展；在建築技術、製瓷技術、航海技術及航海學、地理學、物理學等方麵成就尤其突出。其中影響最大的應該是火藥的發明、印刷術的空前發展以及江南水利灌溉係統的建造，特別是印刷術的發達，對文化傳播、教育興旺具有決定性的技術影響。對此，似乎西方人表現得更為心明眼亮。美國一位圖書館專家給100名對人類曆史影響最大的人物排座次，蔡倫排到第7位，洪登堡排第8位，就是因為他們在造紙和印刷方麵有著特別的貢獻。可惜，他不太了解宋代印刷術對東方文明傳播有著怎樣的曆史作用。
其八，新儒學的曆史地位逐步確立。
宋代理學亦稱新儒學，它在內容的組織尤其是方法的運用上確實表現出了不同於傳統儒學的特性，而且，自宋代開始，宋明理學影響中國文化傳統1000多年，其曆史地位與作用確實不能小看。
儒學的地位原本就重要。盛唐時儒、道、佛共存共榮，固然成就了一個偉大的文化時代，但中唐之後，社會愈亂，人們對儒學思想愈重視。實在說，沒有儒學就沒有中國的古代文明，沒有新儒學也就沒有宋、元、明、清的曆史成績。那種生存狀態就如同沒有基督教就沒有西方文明一樣。它們在這兩大文明係統中，雖然不是唯一的構成要素，卻是不可或缺的關鍵性因素之一。在我看來，從漢代開始，直到清王朝的覆滅，中國的這一大段曆史完全可以稱之為儒學時代，而宋代儒學既是這時代發生重要轉折的參與者與推動者，又是其以後時代的主導者與代表者。
上述八個方麵都是好的或者說都是正麵的，至少在彼時彼世，它們的作用主要是正麵的，但宋代偏偏又是這樣的時代——它的優勢固然令人羨慕得頭暈，它的問題同樣弄得人頭大。這負麵的表現，簡而言之，也有四個方麵。
一是麵對強敵，甘於其辱。
後世中國人讀曆史，最自豪的還是漢代、唐代，最不堪的乃是宋代、清代。明朝當然也壞，甚至其內部表現更壞，但以甘受外辱而言則非宋、清莫屬。尤其是宋代，幾乎從開國立業的那一天起直到亡國，可謂與對外的屈辱相始相終。雖然在立國初期，也曾有過幾許威風，也曾有過“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夢”式的幾句霸言霸語，但給人的印象，卻是專揀軟柿子捏，一遇強敵，馬上金鋼化佛，軟作一堆爛土；年年歲歲，不是求和賠款，就是賠款求和，更其要命的是，打了敗仗，固然求和賠款，打了勝仗，一樣的求和賠款。尤其令人鬱悶的是，大宋王朝雖富，軍隊的建設卻是一塌糊塗，並且永遠是一塌糊塗。因為軍隊建設一塌糊塗，以至於屢戰屢敗，每戰必敗——戰敗既敗，戰勝更敗。而且直到滅亡，也沒有真的哪怕接受到一次教訓，也沒有訓練出哪怕一支真正管點事的國家軍隊。縱然有了一支嶽家兵，他們也非把他斬首不可。其所作所為，正應了那麼一句話，你有狼牙棒，我有天靈蓋。
其二，思想專製，禮教橫行。
儒學是把雙刃劍，新儒學尤其如此，而且它的負麵作用顯然更其強烈。
這其實是個悖論：一方麵，中國封建文明，離開儒學就不能正常運轉，離儒國家必亂。這是被無數事實證明了的，舉凡與儒學離心離德的時代，不唯人民多苦多難，統治者本身也沒有好結果。於是曆史在自身的展示中認識到儒學的價值。但站在今天的立場看，儒學又是一個強大的專製工具，它專製的對象是思想與心靈，打擊的對象是科學與技術，維護的是小農經濟，壓製的是商業文明與市場文明。一個小農經濟，一個專製體製，一個儒學禮教，三位一體，幾乎牢不可破，在漫長的小農經濟時代，讓中國人嚐盡了苦頭。
儒學專製，儒學的經典人物也多是些方正之士，例如宋代大儒程頤就是方正之士。一次他坐船出行，遇到大風，船要翻了，旁人驚慌失措，獨他正襟危坐，一副心靜如水的樣子。大風過後，人家問他何以至此，他回答“心有誠敬耳”。
他教書甚佳，最講究師道尊嚴，一次學生來他這裏，天降大雪，他睡著了，學生就站在門口等他醒來，他一覺醒時，雪已經很深，那學生還一動不動地站在雪中。從此留下一個掌故——程門立雪。這掌故在今人看來未免於理不通。不唯如此，程頤為10歲的新皇趙熙上課，時逄春季，趙熙折了一根柳條玩，他看見了，馬上嚴肅起來，教訓趙熙說：“春天是萬物生長的時節，不應攀折柳條，對天地應和氣”，把個小皇帝氣得直抖。
從儒學道德人品這一麵看，這正是他們剛直不阿，萬事成之以禮的必然表現，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就很不合乎人情物理。對他責備趙熙折柳的做法，連司馬光都搖頭歎息說：“使皇帝不願意和儒家接近的，正是程頤這種人。”①
不近人情已然很不好，那還是小，用禮教摧殘人性就更可怕了。宋儒最令後人不能原諒的地方，是他們對女性的態度，他們認定：“餓死是小，名節是大。”宋代前期，女人再嫁並非多麼不光彩的事，範仲淹的母親就曾帶子再嫁，但理學一起，社會情勢很快發生變化，女人再嫁，成為很不名譽甚至很肮髒的事情。中國女性纏小腳雖不始於宋代，但以理度之，其風行無忌，殘害婦女1000多年，實在與宋代儒學有著莫大的關係。
其三，經濟結構缺陷嚴重，經濟繁榮難以為繼。
宋代的城市繁榮，首先得益於商業。但中國古來就是一個小農性質的國家，農業自然經濟如汪洋大海。其結果是，一方麵，農業問題最終決定一個王朝的興亡成敗；另一方麵，即使有城市繁榮，城鄉經濟結構也處在二元化狀態。而且從古至今，城市經濟對農村經濟的幫助極小極小，而對農業經濟的掠奪卻是極大極大。
這是因為，中國傳統城市經濟例如宋代城市經濟本質上不是城市性的，而是城堡性的，它既沒有工業作支撐，更沒有生產資料大市場，尤其沒有如西方同期的威尼斯、佛羅倫薩那樣的城市法人地位。
因為它不是生產性的而是消費性的，所以它無法擴張，甚至無法優化，其物產財富流向主要是從農村流向城鎮，從地方流向中央，其結果則構成對農業及農村與農民的傷害。
因為它沒有獨立的商業性法人地位，所以它必須是官僚性質的。它隨著政府的興旺而興，又隨著政府的衰落而亡。這樣的經濟，以西方的傳統標準看，還不能算城市經濟，隻能看作城堡生活的補充形式。
宋代經濟的前途，或者走向資本主義，或者成為傳統農業經濟的輪回，很不幸，它沒有選擇更沒有走第一條道路。
其四，官僚勢力強大，變革沒有希望。
變革沒有希望，不是說變革不對，不好，不可以，而是說，連變革都沒有希望，不變革就更沒有希望了。
傳統文明的基礎是小農經濟，而小農經濟差不多就是一個死症。它生產效率低下，最好的年景，也不過滿足溫飽略有結餘而已。對它構成威脅的卻有種種可能，一是弱肉強食，土地兼並；二是自然災害，特別是水災、旱災、蟲災那樣大規模的自然災害；三是外患；四是人口的不斷增長；五是政府官員的惡性膨脹和橫征暴斂。這五條當中有一條惡性膨脹，小農經濟基礎都可能“崩盤”，如果同時出現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情況，則社會動亂無可避免。
比較起來，前麵的四條往往與第五條有密切聯係；一方麵是官僚隊伍的膨脹在中國的曆朝曆代無法避免；另一方麵，是因為這種原因及他種原因，政府的開支永遠達不到滿意的結局。於是，一個王朝，當它走到這一步的時候，就非進行變革不可。而這種主要是針對王朝管理層的變革，其成功的希望，確實渺茫。因為專製時代的特點就是要拚命集中權力，而權力越集中，官僚隊伍就愈膨脹，官僚隊伍愈膨脹，社會的正常運轉愈不可能，而官僚階層的利益愈是動它不得。所以，雖然王安石的變法，是中國曆史上名頭最響的變法之一，它的結果依然是總體性失敗。
順便說一句，中國自商鞅變法以來，其後的曆次變法，沒有一次如商鞅變法那樣取得真正成功的。因為變法是一場革命，這革命沒有相應的經濟作基礎，相應的觀念作導向，相應的體製作支撐，它是不能成功的。因為它不能成功，社會動亂必然到來，甚至會加快到來，其表現形式或者是農民起義，或者是外族入侵，或者是軍閥割據，但肯定是朝政的更加腐敗，其最好的結果也隻能是改朝換代。
宋王朝的上述優點與缺點，都對宋詞的發展，宋詞的風格，宋詞的品性產生了莫大影響。詞史或文學史固然不是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但離開王安石變法，離開靖康之亂，離開南宋的滅亡，您想把宋詞真正讀明白，把宋代詞作者的個人心路讀明白，對不起，不可以的。
文學地看待這一段曆史，我們可以說：
兩宋王朝遠不是一個可以產生宏大聲音的曆史時代；
遠不是一個具有強大國威國運的曆史時代；
遠不是一個勇於作為具有大氣象大舉措大手筆的曆史時代；
更不是一個個性張揚理性升華的曆史時代。
而這些都決定了宋詞的發展軌跡與生存命運。繆鉞先生說詞有四個特征，即“其文小，其質輕，其徑狹，其境隱”，是有它充分的社會原因與根據的。
換個角度看：
因為這是一個生活享樂又具有生活品位的時代，所以造就了晏殊與歐陽修；
因為這是一個極富文化內涵與文化追求的時代，所以造就了蘇東坡；
因為這是一個色相高於內容的時代，所以造就了晏幾道；
因為這是一個溫柔之氣遠過於陽剛之氣的時代，所以造就了周邦彥；
因為這是一個市井繁華又市民低賤的時代，所以造就了柳永；
因為這是一個處在十字路口且二元分裂的時代，所以造就了黃庭堅；
因為這是一個亟須改革但終於扼殺了改革的時代，所以造就了王安石；
因為這是一個國難當頭且國難不斷的時代，所以造就了嶽飛與辛棄疾；
因為這是一個原本可以滿足情愛卻又處處磨難情愛的時代，所以造就了李清照；
因為這是一個文化與文化人不斷被邊沿化的時代，所以造就了薑夔；
因為這是一個充滿民族激情，而終於無所宣泄處的時代，所以造就了劉過與陳亮；
因為這是一個似乎有些希望卻絕對沒有前途的時代，所以造就了王沂孫與張炎。
如此等等。
當然，這隻是形象的說法。因為各個詩人的氣質與經曆的不同，其所感所受也必然有別，但那基本方向，大抵不錯的，無論你接受它還是厭惡它，都無法拒絕那曆史的命運。
曆史的命運也就預示乃至昭示了詞的命運。
第四節 宋詞的文學生長環境與構因
宋詞發達，宋詞輝煌，宋詞魅力無窮，除去玉其成就的種種社會原因，還有極好極宜於其生長的文學環境。文學環境同樣一言難盡，此處重點議論四個方麵。
1.上承唐、五代詞，宋詞具有很高的起點
單從這個層麵看，宋詞比之唐詩還要幸運。唐詩的形成固然也有六朝詩的功勞，但它又有自己的完整的發展階段。大體說來，初唐時期，唐詩尚未成熟。而初唐的時間很長，因為有了初唐的充分的準備與實踐，才有了盛唐詩的偉大與輝煌。
宋詞則不然，詞的起始究竟在哪兒？有不同的見解。有說源於中唐的；也有認為源於盛唐的；還有認為源於初唐的；甚至有認為源於《詩經》的。
例如，《藥園詞話》即認為詞源於《詩經》。陳匪石先生引其文義雲：《藥園詞話》因之，逐追溯而上，謂“殷其雷，在南山之陽”為三五言調，“魚麗於■，鱨鯊”為四二言調，“遭我乎■之間兮”為六七言調，“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歎於室”為換韻，《行露》首章曰“厭浥行露”、次章曰“誰謂雀無角”為換頭，則《三百篇》實為其祖禰。①
這一說就遠了，但並非隻是一家之言。古詞選中，《詞綜》的影響很大，該書的增補者汪森亦有此見，他在該書的序文中開首即寫道：
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簫鐃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②
雖然用的是疑問句：“謂非詞之源乎？”但那意思卻是肯定的。
照我的看法，詞的曆史沒有那麼久遠。我們寧可說古漢語中確實包含著“詞”的原素，卻不可說那“原素”本身就已經是“詞”了。
所以，講詞的緣起，還是應該自唐代詞講起。
即使從唐代詞講起，到了宋代，也經曆了很長的曆史時期了。從劉禹錫、白居易算起，已經經曆了兩個世紀，如果從李太白算起，那時間就更長了。
在這200年左右的時間裏，詞的發展經曆了三個重要的階段，已經有了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和經典性作品。
這三個階段是，以白居易、劉禹錫為代表的中唐階段，以溫庭筠、韋莊為代表的晚唐階段，以及以李煜、馮延巳為代表的五代階段。
別的都不說，隻說這個階段的代表人物，就足以令一切喜歡和關心詞的藝術與曆史的人肅然起敬。
白居易是詩人，其水平與曆史地位大約隻有李白、杜甫可以排在他的前麵。大唐詩人，最重要且最具影響的人物，莫過於李、杜、王、白、李，而白居易正是其中的一位中堅性人物。
白居易自是大詩人，他的詞也寫得好，尤其他的《憶江南》和《長相思》完全可以稱之為詞的曆史尤其是小令曆史的一麵旗幟。其《長相思》雲：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
第二時期的代表人物則是溫庭筠和韋莊。這兩位既是大詩人更是大詞人。而且兩個人的詞風極不相同。或許可以說，正是他們的創作分別開創了詞的疏、密之風。
詞到溫、韋，已經達到藝術的成熟。尤其是溫庭筠的詞作，即使將其置於兩宋詞作中，也不失為一流水準。
第三個時期的代表人物則是李煜與馮延巳。
馮延巳自然是大詞人，而且宋代初期他的詞影響還特別大。他去世於公元960年，正是宋王朝建國的一年。他的詞集在宋代初期非常流行，成為一般詞家的範本。清代大評論家劉熙載認為：
馮延巳詞，晏同叔得其俊，歐陽永叔得其深。①
民國大學者王國維認為：
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
一個馮延巳，便有晏殊與歐陽修這樣兩位繼承者，何其幸運乃爾。以此也可以知道馮公延巳果然了得。
宋初詞人推崇馮延巳，更應該推崇李後主。
李煜詞獨立千古，前可與溫庭筠相呼應，後可開有宋一代文人詞的先河，真正是一位平庸的皇帝，偉大的詞人。
兩宋有這樣好的前提和鋪墊，真正是宋人之大幸。同時也是構成宋詞的文學環境與土壤的一個重要因素。
2.詞人多為高官才子，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近些年中國內地有一個流行詞，叫作“話語權”。實在有話語權與沒有話語權的後果十分兩樣。中國自古以來，最沒有話語權的依次為囚犯、孩子、女人與農民。因為他們沒有說話權，所以就算是那些口口聲聲關心他們的統治者、賢者與聖者也往往弄不清他們的真正利益所在，真正訴求所在，真正希望所在。
宋代詞人的情況不一樣。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皆為進士出身，有過仕途經曆，其中很多著名詞人還是官高位顯的大官吏。尤其北宋前期，晏殊是宰相，寇準是宰相，丁謂是宰相，範仲淹也是宰相。
縱觀整個宋代詞人群體，尤其是那些著名的詞人，他們基本上可以劃入三個集團。一是高官集團，比如剛剛提到的幾位宰相與宋祁、王安石、蘇東坡、李綱、嶽飛等等；二是地方官集團，這個集團中的人更多了，屈指算來，比比皆是；三是貴家子弟和才子集團。如宋末的張炎，他是張俊的後人；晏幾道，他是晏殊的幼子。雖然也有些布衣詞人，但他們或者知名於帝王，或者奔走於官府，真正遠離統治階層的詞人，實在不多，著名詞人中這樣的人物就更少了。
有話語權，並非壞事。至少對詞的推動與傳播而言絕非壞事情，尤其在那樣的時代，其影響更自不同。
話語權之外，宋代詞人又有著很深厚的文化修養、文學修養與藝術修養。
大體說來，做詩的人往往身份駁雜，文化高的固然不少，文化低的也很常見。趙匡胤就沒有多少文化，但他的詩很有氣派；劉邦更沒文化，一篇《大風歌》成為千古絕唱。
詞人則不同。詞本雅物，詞牌既然多，字句組合也複雜；且既要講平仄，還要講音律。這就不是一般缺少文化、文學與藝術修養的人可以勝任的了。所以古來缺少文化的帝王將相，做詩的人可說不勝枚舉，而做詞的人就寥寥可數，不是他們不想附庸風雅，實在這風雅太難，有些高處不勝寒。
再有，宋代詞人中，居官者奇多，創作力十分旺盛。其中一些人，不但政績顯赫，軍績輝煌，而且深深地愛著詞作這門藝術，他們並不以作詞為苦為累，而以作詞為榮為樂。這一點，也不像唐代詩人。唐詩人中，頗有些苦吟著稱的人。“別來太瘦生，隻為吟詩苦”，杜甫算一個；“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賈島算一個；就是為著吟詩連性命都“吟”進去的，也是有的。宋代詞人雖多，詞人的命運雖然各異，然而少有這樣的人士。大約詞的主旨在於娛樂與抒情，而且往往抒的並非報國之情，絕命之情，而是委委婉婉，極寫別情、怨情、鄉情、友情、親情、戀情、思情、趣情，詞藝雖複雜過詩，但是有許多情在其中，似乎並不需要費那許多苦力與精神，誠所謂“習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也。
又次，宋人好思索，好發議論。這大約和彼時教育發達有因果關係。所以宋詩雖不如唐詩那麼有水平有影響，但宋代詩學卻是首屈一指的，縱不絕後，肯定空前。詩話寫得多，寫得好，影響大。詞話也不錯，一些著名的詞話，不但出於行家裏手，而且影響不俗。如王灼的《碧雞漫誌》、胡仔的《苕溪漁隱詞話》，吳曾的《能改齋詞話》，沈義父的《樂府拾遺》，李清照的《詞論》，特別是張炎的《詞源》，尤其不可輕忽慢怠。且詩話與詞話也有相通之處，因為宋代詩人與詞人常常就是一身而兼二命，很顯然，由於這些藝術批評的存在，對於詞的生長與發達，更增添了藝術的自覺、自律與清醒。
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原本是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但二者的發生與發展往往處在非平衡狀態。可以這麼說，二者均衡的時代，若非是文學創作特別輝煌的時代，也一定是文學創作特別“藝術化”的時代。而無論就宋詞的藝術而言，還是就它的技術而言，它都很要求、很適合並不斷創造著這樣的外部與內部條件。
複次，宋代詞人與彼時的大儒、醇儒、正儒均保持相當距離。這些大儒、醇儒、正儒，或不作詞，或極少作詞，聖人之徒，望詞興歎而已。或有作幾首詩作詞作的，也都沒有什麼成績。縱有靈光一現，隨即進入不明不暗之中。好詩或有三言兩語，妙詞可說半片皆無。
宋代詞人能與宋代大儒、醇儒、正儒保持距離，雖然他們本人也以儒生自命——實際上，他們也正是儒之一種。雖然他們也抱定忠君愛國的傳統信念，但他們是自由的，至少是不失人生趣味的，其人生狀態也是鮮活而有風采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乃是蘇東坡、柳永與李清照等。
如上種種，顯然為宋詞的創作與發達準備了良好的人才基礎與思想基礎。
3．宋文、宋詩發達，與宋詞創作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藝術總是相通的，不同文學門類間的創作也是相通的，在一定意義上講，即西諺所謂“條條大道通羅馬”。
宋代文學發達，其整體水平，幾乎不弱於任何一個曆史時代。縱與唐代文學相比，亦在伯仲之間。雖然在文化興達繁盛方麵有所不逮，但在個性張揚、本情本趣方麵或有過之。
宋代文學發達，散文尤其發達，而且與唐代散文無可分割，所謂唐宋八大家是也。中國古代文化與文學原本有一脈相承的特點，但隻有兩個文學範例，可以把兩個悠久的曆史朝代聯結在一起。一個是明清小說，雖為兩代，實為一脈相傳；再一個就是唐宋散文，二者不但成就相當，同樣一脈相承。
韓、柳自是大師，歐、蘇也是大師；韓文、柳文固然是千古名文，歐文、蘇文同樣是千古名文。韓愈固然是影響奇大的大文豪，蘇東坡也是曠世難出的大才子。
宋代散文發達，宋詩同樣很有成就。雖然總體而論宋詩尚比不過唐詩，但如果換個角度思索，也可以理解和體會宋詩的不容易。因為唐詩太偉大，偉大如巨人，而與巨人比試本身就很困難；作巨人的繼承者，若非大大的不幸，至少實現那目標很不簡單。
唐詩太偉大，宋詩太艱苦。實在那些肥田沃土，早被幸運的唐人開墾殆盡。宋詩再向前走，沒有路了，唯有另辟蹊徑，才能取得立身之地。宋詩的喜歡言理，其實與此有關；宋詩的立意求新，同樣與此有關。大抵說來，唐詩妙在渾然天成，在不經意間就表達了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下，宋詩中能出一位蘇東坡一個黃庭堅，再出一個江西詩派，已經很不容易。唐詩氣象萬千，渾然天成；宋詩字酙句酌，求新若渴；雖不無斧琢痕跡，自有其匠心獨運之處。
宋詩中，佳作名篇極多，例如林逋的《秋江寫望》，就很有味道：
蒼茫沙嘴鷺鷥眠，
片水無痕漫碧天。
最愛蘆花經雨後，
一篷煙火飯漁船。
又如鄧肅的七律《偶成二首》，也寫得好，其一雲：
蒼苔白石兩清幽，
縹緲虹橋跨碧流。
日過窗間騰野馬，
雨餘牆角篆蝸牛。
饑寒不作妻孥念，
笑語那知天地秋？
一炷水沉參鼻觀，
掃空六鑿自天遊。
鄧肅不算大詩人，但他的詩很有宋詩的一般性特點。
宋詩成就大，宋代詩話的數量尤多，成就尤大。
先說數量多，據郭紹虞先生統計，今人可以明確肯定或讀到的詩話就有139種，其中：
現在尚在流傳的詩話，42種；
部分流傳或者經他人輯錄的詩話，46種；
有目而佚其文或者有佚文待輯錄的詩話，51種。①
不但數量多，而且質量高，其中詩意說、詩情說、詩味說、詩風說，都極具曆史價值與文學價值，對宋代以及元、明、清的詩歌創作，均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國的詩歌批評，其實古已有之。孔夫子說：“詩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詩無邪”，就是詩歌批評；鍾嶸的《詩品》，更是詩歌批評的奠基之作；唐代司圖空也有一部《詩品》，影響亦不小。但以詩話形式作為表達方式的詩歌批評，首先興達於宋代。而且自宋而降，成為中國古代詩歌批評的一個主流性範式。
不唯如此，宋代的大詞人，同時身兼大詩人、大散文家乃至大畫家、大書法家的也不少。其中廣為人知的人物，當然是歐陽修與蘇軾，還有黃庭堅、秦觀等。這個不說，隻說抗金名將嶽飛，就是一位能文能武能詞又能文章能書法的天下奇才，還有陸遊與李清照、薑夔等，不但是詞中豪傑，而且詩也寫得好，文章也寫得好。
詩文相通，詩詞相通，詩畫相通，詞畫相通，且詞樂相通，詞與書法也相通，這樣的文學藝術結構，顯然也給了宋詞的輝煌以充分的助力。
4．燕樂歌舞繁榮，給宋詞以有力的藝術支撐點
詞別於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字句安置不同，因為字句安置不同，所以詞又稱為長短句；二是詞乃歌詞，而且有固定的詞牌，即使自度曲，也須創造一個詞牌出來以為規範。
詞須歌唱，而發軔於唱，興達於唱，繁盛於唱。這種唱不是戲曲之唱，不是民歌之唱，它的主要表現形態與空間則是燕樂，即達官貴人享用的宴席歡樂之所。
既在燕樂歡唱之所，宴席的主人和東道主當然也應該會唱能唱，但歌唱的主角還是樂工與歌女。所以唐五代詞，主要的描寫對象多與歌伎舞女有關，起碼那詞要適合演唱者的身份與品性方好。從這個意義上說，詞，首先是歌詞。而歌詞與演唱的興達昌盛，也為後來詞的生長、成熟與文人化、專業化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詞中的歌女多，反映了彼時彼地上層人士的生活狀態。而歌女的身份輕，她們顯然都是些苦命的人，又多是些有才有藝有情有貌的人；但關於她們的資料，她們的身世，她們的行業，卻少而又少，現在留給讀者的，多存在於彼時的詞作之中。
反過來看，也可以從那些有關她們的詞作裏，看到她們的風貌與精神，看到她們的狀況與姿色，看到她們的離情別緒，看到她們的喜樂憂愁，看到她們的生活景況，看到她們對命運的訴求與抗爭，看到她們的身世與不幸。綜而考之，我們可以說，這是一代又一代沒有留下名姓卻可親可敬的人。她們既是宋詞創造者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更是宋詞得以傳播和流行的首要性主體媒介。
我在前麵講了宋詞的高起點，講了宋以前的經典作家；講了宋代散文、詩歌與詩話對詞作的促進作用，但我要強調的是，即便有了這一切，如果沒有歌者的參與和創造性勞動，宋詞依然無法成熟，更無法達到它後來達到的那樣美妙和絕佳的境地。
宋詞的音樂基礎應該是很好的，不幸的是，因為種種原因，特別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那些原始性音樂資料已經丟失殆盡，幸而因為個別有心詞人的記錄，才隨著詞集而保留下了極少的一小部分。
但我們通過今天能看到的詞文與詞譜方麵的文字資料以及那極少的原始音樂資料，依然可以推斷出宋詞音樂的豐富與發達。僅流傳至今的宋詞詞譜就有1400種之多。這樣大的數字，完全可以和現代流行歌曲相媲美，雖不如現代流行歌曲創作的自由度大，卻比它的基礎更為規整與豐腴。
唯其如此，宋詞始可以成其為宋詞。
第五節 宋詞的分期
宋詞分期，看似簡單，其實複雜，而且各文學史家的分期多有不同。但我認為，這是有意義的。任何一種事物，尤其是重要的有價值有意義的事物，如果僅從一個角度去觀察，那是看不準的。
就文學的品性而言，又特別強調多樣性，它寓創造於多樣性之中。同樣寫歌女，黃庭堅一個寫法，柳永另一個寫法；同為愛國詞章，陸遊詞一種表現，劉過詞另一種表現。文學的多樣性決定了研究者最好多一些視點，而且如果有誰發現了一個新的視點，而且這視點確實合乎邏輯可以自圓其說的話，那麼這就是他的創造了。
1．分期回顧與評價
宋詞分期十分複雜，各種分法，層出不窮。近讀宋詞專家王兆鵬先生的大作《唐宋詞史論》，覺得他的分析與總結頗有道理。他所提到的鄭振鐸、薛礪若、龍榆生以及胡適先生的分期方式，可謂刪繁就簡，突出了有代表性的作家與觀點。這裏借他畫的一個表格，對鄭、薛、龍、胡幾位前賢和王兆鵬先生本人的分期方式發表點自己的看法。
鄭、薛、龍三位先生的分期見表一，胡適先生的分期比較簡略，雖簡略卻別有眼光，他將唐宋詞一並考慮，劃分為三個階段，他這樣寫道：
1．歌者的詞；2.詩人的詞；3.詞匠的詞。東坡以前，是教坊樂工與娼家妓女歌唱的詞；東坡到稼軒、後村，是詩人的詞；白石以後，直到宋末元初，是詞匠的詞。①
王兆鵬先生認為，上述分期，既有其合理性，也有不通的地方。以鄭、薛、龍三位先生為例，主要的問題，“就是沒有遵循最基本的曆史原則，沒有完全顧及作家的時代先後，詞史的發展過程有時被割裂、顛倒。”②
他的主要理由是：
柳永（987？—1053？）的生活年代和創作年代與範仲淹（989-1052）、晏殊（991-1055）、歐陽修（1007-1072）同時而略早，但上述三種分期卻把範、晏、歐劃分為“柳永以前”的第一階段，而把柳永置於第二階段。這無疑是倒置了曆史。辛棄疾、劉過（1154-1206）與薑夔基本是在同一時期從事創作，並有交往酬唱，也被人為地劃入先後兩個階段。③
有鑒於此，王兆鵬先生提出新的分期法，即依據共時性原則，按照作家的生活、創作年代，劃分宋詞的發展階段。他命名此種分期法為“代群分期”，其具體界定為：
第一代詞人群，以柳永、範仲淹、張先、晏殊、歐陽修為代表；
第二代詞人群，以蘇軾、黃庭堅、晏幾道、秦觀、賀濤、周邦彥等為代表；
第三代詞人群，以葉夢得、朱敦儒、李綱、李清照、張元幹等為代表；
第四代詞人群，以辛棄疾、陸遊、張孝祥、陳亮、劉過等為代表；
第五代詞人群，以戴複古、孫惟信、劉克莊、吳文英、陳人傑和黃升等為代表；
第六代詞人群，以周密、劉辰翁、王沂孫、張炎、蔣捷等為代表。
我的看法是，上述各種分期方法，各有道理在，而且在眾多的分期中，既是有代表性的分期，也是比較高明的分期。
我認為各家分期的各自長處在於：
胡適先生的分期屬於詞品論。胡先生是個大學者大文人，但他或許不是宋詞專家。他的分期方式有些哲學化。憑高望遠，不顧細節，專以詞的格調為判斷標準，這判斷雖不免失之於粗疏，並非沒有道理。實在東坡先生之前，詞是要唱的，想找一首文人詞或者詩人詞，都不可以。那時期的詞人中固然也有大文豪大詩人在，但他們執意把作詞與作詩看作兩個範疇，並且各自封閉，絕不相通。自東坡先生開始詞的詩化階段，作詞如同作詩，雖是詞章卻饒有詩意。從此詩詞溝通，詞的地位提高了，詞的格調改變了，以此劃界，不能說理由不充足。實際上別的詞學大家的分期方法，在以東坡為界這一點上也沒有異議，隻是做得比胡氏分期更具體更細致罷了。但認定“白石以後，直到宋末元初，是詞匠的詞”，恐怕不妥。如果說自那時起，詞的格調又有了新變化，也是真的。薑夔之後，吳、史、王、張時代，詞的作法確實既專藝化又精密化了。一般人已不易理解。然而，專藝化就是詞匠嗎？精密化就是詞匠嗎？不見得。唐代大詩人中有李白、杜甫，還有李商隱呢！李商隱的詩就很專藝化，可以說李商隱也是一個詩匠嗎？胡先生視這一代詞人為詞匠，有些貶低，說自白石之後直到宋末元初都是詞匠，更不妥了。適之先生的如椽大筆雖然厲害，怕也有些持論太激。
鄭振鐸先生的分期法屬於流脈論。他所強調的乃是流派的發展。這也是很有道理的。比如寫民國史，包括共產黨史，也有包括國民黨史，使用同時性寫法固然不錯，使用曆時性寫法也很必須。又比如《史記》，以本紀為經，以列傳為緯，雖不似通史或斷代史，並沒有把讀者帶入時空誤區。反而使閱讀者更容易捋清那些主要人物的發展脈絡，但這方法在時序上可能會有些交插或者錯置，此所謂“甘蔗沒有兩頭甜”。
薛礪若先生的分期法屬於龍頭論。這方法的優點在於更強調大詞人的地位和作用。其特點更近乎中國傳統史書的紀傳體。龍頭法，妙在提綱挈領，綱舉而目張。實在宋代詞人固多，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也莫過於蘇、柳、周、辛、薑、秦這幾位了。薛礪若先生特別強調柳永、蘇軾、薑夔的曆史作用，很有道理。這幾位真正是宋代詞史中劃時代的人物。但這樣寫詞史也有些不足，缺點是“綱”的地位突出了，“目”的作用弱化了，雖然重點人物形象凸出，卻不易令人對諸多曆史細部看得真真切切。
龍榆生先生的分期法屬於成就論。龍先生對詞的研究，幾乎達到精細無匹的程度。尤其對詞韻、音聲的研究，更令後學欽敬。他的分期特點，是突出各期人物的最主要的成就與品質。寫晏、歐、範，就寫他們的小令；寫柳永、張先就寫他們對慢詞的貢獻：寫蘇、黃、晁補之，就寫他們對詞體的解放；寫秦觀、賀鑄、周邦彥，就寫“正宗派之建立”；寫張元幹、張孝祥、辛、陳、劉，就寫“民族詞人之興”；寫薑、吳、史、張、周、王，就寫“詞的典雅化”，這方法不屬於提綱挈領，更近乎畫龍點睛。一筆就寫到緊要之處，仿佛觀賞王冠，別的不問，先看那冠上的鑽石；又如看古典小說，別的不關心，先關心那幾位典型人物。這辦法雖然有些不契合史家風範，卻給了文學研究者和鑒賞者以諸多方便，叫人喜歡。
王兆鵬先生的分期法屬於嚴格的時空論，表現了這一代學者的研究風範。我的感覺，傳統治通史和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專業史的人，對時空概念一向認真，但治文學史或藝術史的人，對時空概念就不那麼專注和用心。王兆鵬的分期法對此是一個有力的矯正。在嚴格的時空論前提下，看他對各個分期內容的敘述，又寫得如此井井有條，更令人覺得這是一位思路非常清晰的研究型學者。一般地講，不按流派撰寫文學史，在操作上總不免有些困難——拗。看王先生行文，不但能做到不拗，而且能做到很順暢，可見他功力也深，所下功夫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