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章 小說作者在中國的命運(1 / 3)

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白話小說作家幾乎從來不讓自己的名字泄露給公眾,給現代的文學史家不少做文學偵探的好機會。

誠然,早期改寫期的白話小說,作者名字大字直書於封麵,不管小說被改寫過多少次,依然如此。但諸如羅貫中、施耐庵之類的名字,是否真有其人,他們究竟是否《三國演義》或《水滸傳》的最早作者,至今無法證實。清初的周亮工就完全否認他們是真名:

予謂世人安有為此等書人當時敢露其姓名者,闕疑可也。定為耐庵作,不知何據。

他這說法很有道理。

在很難得情況下,主流文人的名字中談到白話小說作家,經常是用一種鄙視的口吻。胡應麟對白話小說的態度還是比較開通的,他對《水滸傳》非常讚揚:

今世人耽嗜《水滸傳》,至縉紳文士亦間有好之者,此書中間用意非倉卒可窺。世但知其形容曲盡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輕,纖毫不爽,而中間抑揚映帶,回護詠歎之工,真有超出語言之外者。餘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於至下之技,然自是其偏長,致使讀書執筆,未必成章也。(著重號是我加的。)

胡應麟不僅把文體分成等次,而且把作者的文學才能也分成等次。

章學誠《丙辰劄記》中關於《三國演義》“七分事實三分虛構”的批評,代表了正統曆史家對小說的態度:“蓋演義者,本亡知識,不脫傳奇習氣,固亦無足深責。”

章學誠與胡應麟相同,他們讚揚白話小說,其前提是在確定其為亞文化文本,不準淆亂文化等級。因此他們會惋惜作者用心於“至下之技”,或反對白話小說“惑亂”曆史,“最不可訓”。

白話小說作者的社會地位在17、18世紀略有提高,魯迅是最早指出此時有少部分文人進入白話小說寫作,他認為四本重要的白話小說應當被稱作“文人小說”——李汝珍的《鏡花緣》、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屠紳《蟫史》、陳球《燕山外史》,主要是因為這些作品有意顯示作者的才學。夏誌清重新考慮了這單子,認為“文人作家”應當包括吳承恩(《西遊記》)、董說(《西遊補》)、吳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紅樓夢》)。把兩個單子加起來,17、18世紀重要的白話小說作家大半在內了。

這些作家有個共同之處:他們的出身雖保證了他們有個良好的教育,從而成為“文人”,他們本有機會加入主流文化或主流政治階層,他們中大部分也的確在科舉考試上下過功夫,隻是因為運氣不佳,屢舉不第,家道中落,無法再自認為屬於縉紳或士大夫階層。曹雪芹與吳敬梓家業破敗後窮愁不堪;吳承恩曾居微職,辭官返家;董說則是由於滿清入據而隱居出家。他們不同於改寫期原來就屬於亞文化層中的職業白話作家(作演義的“三家村陋儒”,或書肆雇用文人),他們主動或被動退出士大夫階層,不再有必要死守主流文化文類。

實際上,明末清初重估小說運動的主要批評家——李贄、金聖歎、葉晝、張竹坡等人也可以歸入他們一類,他們是文人白話小說評注家,他們與改寫期的書坊編輯很不相同。他們都是從士大夫階層退出的放逐者,幾乎從未擔任官職,而且都“不得善終”:李贄在獄中自殺,金聖歎因參與抗議運動被殺,張竹坡壯年死於貧困。

自然,“潦倒”文人數字極大。機會有限,大部分文人從未“得誌”。但絕大部分不得誌文人未自降身份進行亞文化活動。文人寫白話小說本身就是從主流文化自我放逐進入亞文化,或可用現代社會名詞稱之為“邊緣人”(margina1 men)。從他們很少留世的傳記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人大都被世人目為“文章大好人大怪”(吳敬梓),或“故為詭異之行”(葉晝)。而且,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之中幾乎沒有一個人,在對科舉及第失望之前開始寫白話小說。《品花寶鑒》作者陳森的自敘很說明問題,他在應試前,友人勸他寫小說。“時餘好學古文詩賦歌行等類,而稗官書一嚐心厭薄之。”“及秋試下第,境益窮,誌益悲,塊然磈磊於胸中,而無以自消。”這時,友人再勸他寫,“餘亦心好之。”原因不是興趣的變化,這是文化地位的變化。

這些自我放逐的文人作家為中國白話小說帶來全新的因素,他們緣文化梯級而下,使白話小說不再是一個完全封閉的亞文化領域,正是這個過程使中國白話小說從改寫期進入創作期。

夏誌清指出這些文人作家身份不同造成不同的創作態度:

他們各具風格,但是一與職業小說家諸如羅貫中、熊大木、馮夢龍和天花藏主人比較起來,其共通處就顯而易見了。文人小說家確實對技巧更刻意鑽研。他們不以平鋪直敘為足……他們的主要目的既在於自娛……綴筆行文,確實有點玩世不恭,卻正因如此,而使他們更富創新性。

正是這群“邊緣人”創作了中國白話小說史上最優秀的作品。他們有的作品雖用白話寫,但不脫文人舊習。趙景深曾指出像《花月痕》《青樓夢》之類的作品不如寫成文言。

的確,文人白話小說家的作品,在很多方麵不再像這個亞文化文類,在某些優秀作品中,產生了超越亞文化的新特色。這一點,在下一章中將詳細論述。但就整個文類而言,白話小說依然是亞文化文類,依然缺乏主流文化文類的意義權力。實際上,這些人的畢生力作白話長篇小說,幾乎從未署名,他們的作者身份都是五四後學者考證確定的。

一直到晚清,白話小說作家的社會地位依然極低。白話作家李伯元曾被保薦為官,保薦者竟以此罹禍。吳趼人曾說起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