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在全世界的知名度非常之高，可以說是聲振寰宇，光被五洲。有些外地人不知道甘肅，也不知道蘭州，卻都知道敦煌。在中世紀的世界文化藝術史上，再也找不出任何一個地域、城鎮能像敦煌那樣形成那麼龐大那麼輝煌的綜合性文化藝術群體，能像敦煌那樣集中反映了印度文化、中原文化、西域文化交彙的特征，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曆史、藝術等各個方麵，其豐富與精湛，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它展示出世界三大文明的融合，展示出佛、道、儒三家文化精神的共存，展示出詩、詞、歌、賦、音樂、舞蹈、戲曲、建築、雕塑、壁畫、書法等藝術門類的有機結合，顯示出如此的包孕深厚和博大輝煌來。從美學角度去考察，敦煌寫卷格調清新，傲然獨立，且與敦煌壁畫在審美情趣上有一種同步的現象。可以說敦煌的壁畫、雕塑與寫經都具有十分可貴的藝術價值與曆史價值。
“敦煌寫經”是用書法的形式保存了豐富的佛教經典、儒家和道家的經典，再現了在雄厚的本土文化大背景之上的綜合性文化藝術群體。敦煌遺書絕大部分為古代寫本，且以寫經為主。就目前所知，敦煌寫經最早的寫於公元305年，最晚的寫於公元1002年，前後跨度近700年，曆經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等朝代，比較全麵地反映了這段時期中國書法的發展演變情況。這些遺書，內容龐雜，包括佛經、儒道家的經典、曆史文獻、文學作品等。大多數是民間的寫經生所書，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各個時代除了那些著名的書法家以外，還有大量的優秀的民間書法家存在。他們創造了很多不朽的書法作品，而這些作品不亞於名家之作。要講存世的墨跡，其數量之多，更令人興奮不已。這些名不見經傳的民間書法家，還不同程度地對當時的文人書法家產生過一定影響。敦煌寫經的發現，對我國書法史的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敦煌遺書到底有多少件呢？目前還無法完全統計，一般說法有5萬多件，存於甘肅的大約700多件。
在籌建蘭州碑林時，一開始就想把敦煌寫經刻石上碑，供世人瞻仰，那是有重大意義的。如此之舉，一是考慮到敦煌寫經在書法藝術上的崇高地位；二是因為舉世聞名的敦煌就在我們甘肅，是甘肅曆史文化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不能不有所展示。盡管今天在蘭州碑林裏隻是展示了一小部分敦煌寫經碑刻作品，但它們卻形象地告訴我們：藝術在互相交融與撞擊以及不同元素的組合中，改變著它原有的結構和素質，從而組建起新的形態，而擇優的組建則又會誕生出新的藝術形態。這種綜合的藝術則是從藝術的綜合中發展得來的。
敦煌卷子的書寫者，大都是被人雇用的寫經生，或一般庶民，因此實用性很強，簡便、易寫、易識、整齊、規範，是其主要目的和原則。但熟能生巧，久書成藝，其中就蘊含著極為質樸的審美趨向，形成了獨特的書法風格。其突出的民間性，成為古代民間書法之大成。在表現上自然，質樸，自由率意，不矯飾做作，不故弄玄虛，機動靈活，簡單易懂，約定俗成，富於創造的鄉土氣息，潑辣大膽，不受任何法度約束，形成一種與宮廷、士大夫書法截然不同的形態。它們比較翔實、清晰地反映了我國漢字演變的脈絡和發展的軌跡。反映了中國書法與宗教藝術，特別是與佛教藝術的血肉關係。同時，它們在書法上兼收並蓄，將宮廷上層、諸多名家的書法成就與庶民百姓的書法藝術實踐熔為一爐，創造出大量的書法傑作。因此可以說，敦煌寫卷與敦煌壁畫是敦煌藝術中珠聯璧合的燦爛珍寶。
蘭州碑林中鐫刻的敦煌寫經，共計66塊。其中晉1塊，西涼2塊，北魏11塊，西魏4塊，北周2塊，南朝3塊，隋4塊，唐39塊。每塊標明題目、時代和編號，便於查找，也是愛國主義教材。如有些編號為伯多少號，斯多少號，就是說，這些寫經被伯希和、斯坦因盜往國外。每塊石高70公分，寬90公分，厚6公分。總標題《敦煌寫經》四個大字和前言，都是由鄭汝中先生撰文並書寫的。如果加上這兩塊，敦煌寫經部分，共計68塊。現在，都鑲嵌在草聖閣第二層。
當然敦煌書法的研究才剛剛開始，其藝術價值與曆史地位，以及對當代與今後書法研究與實踐的重要價值，還有待於專家、學者們更加深入的研究與探索。蘭州碑林選取其最具代表性的極小一部分，刻石上碑，旨在擴大敦煌學的影響、弘揚敦煌藝術的光彩。
簡書
簡書，也叫“漢簡”，是西漢時期用墨寫在木簡、竹簡上的文字。
簡書沒有東漢的隸書那麼成熟，但看起來卻會給人一種質樸奔放的藝術美。如從出土的《流沙墜簡》、《居延漢簡》、《武威漢簡》、《武威漢代醫簡》等書寫風格來看，有的自然生趣，落落大方，粗獷樸實，變化流速而不拘束；有的筆畫剛勁，使轉流動，颯爽多姿；有的波磔奇古，形意翩翩；有的古樸而風韻飄逸；有的若篆若隸，自由奔放，渾然而一體。